简介:为考察人际关系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以机车道德两难困境为材料。采用2(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2(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4(年级: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被试间实验设计。结果发现.计划路线受害者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显著.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时,被试在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采用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陌生人时则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当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被试在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陌生人时采用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年级与计划路线受害者的交互作用显著。研究支持了道德社会关系规则理论.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受到道德情境中人际关系的影响。人际关系对青少年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随着年级升高而增强.转折点在初二与高二之间。
简介:采用准实验设计教学干预,将75名心理学专业本科生分为实验组(n=54)和对照组(n=21),实验组进行为期10周的结构化服务学习活动(每周2小时),对照组给予匹配任务(文献阅读和翻译总结)。采用反思日志中的开放性问题和非服务学习领域的结构不良情景问题为测验材料,利用自编的问题解决中的批判性思维表现编码袁,对服务学习活动前后和过程中相关材料进行编码,探讨服务学习中服务组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变化及其在非服务学习领域结构不良问题解决中的迁移效果。结果表明服务学习对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表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方案改进维度上,这种促进作用可以迁移到非服务学习领域问题解决的批判性思维表现中。
简介:今天,国际教育界已经形成共识: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thinking)。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国际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怎样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审辩'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教育词汇之一。审辩式思维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在教育中如果重视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可以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再是一个记忆和复制的过程。审辩式思维能力不同于分析性推理(analyticreasoning)能力。审辩式思维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指挥棒,我们需要开发审辩式思维能力测试,考查一个人能否理解做出不同决策所依赖的不同前提条件和假设,能否理解决策者对所做决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审辩式思维不是'大批判思维',而是接受多种价值并存的可能性,在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也包容别人的真理。审辩式思维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突出优势表现在形式逻辑和分析性推理,那么,东方文化的突出优势则表现为非形式逻辑和审辩式思维。对东方文化中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也不仅局限于中华文化的重建,而且可能拓宽人类的未来发展道路,增大人类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存活的可能性。
简介:<正>你听说过“水龙头建奇功”的故事吗?那是一个发生于1968年西奈半岛的真实故事。西奈半岛联接欧、亚、非大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以色列为了长期霸占这里,于1968年花费了2.4亿美元的巨资,在沿苏伊士运河东岸约130公里的宽大地面上修建了所谓的“巴列夫防线”。这条防线筑有高达20米的陡峭沙堤,并且在前沿阵地和纵深处,构筑了大量的坚固支撑点,配置有大量的新式坦克、飞机、导弹。以军吹嘘这条防线“坚不可摧,万无一失”。埃及军队要从西奈半岛赶走以军,就必须攻克被吹为“固若金汤”的“巴列夫防线”。而要攻克这条防线又必须首先在20来米高的沙堤上打开缺口。这使埃军总指挥部的将军们很头痛,他们计算过,按常规从沙堤上炸开一个两米宽的缺口要几十吨炸药,而全军的行动需要几十个这样的缺口,那就需要成
简介:研究以128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2(心理控制源:外控型、内控型)×2(自我道德感:内疚感、羞耻感)两因素被试问实验设计,考察了外控和内控大学生在内疚感和羞耻感两种不同的自我道德情感下反事实思维内容的差异。结果表明:(1)心理控制源对大学生反事实思维不同内容的诱发具有重要的影响:外控者更倾向于产生行为和情境导向的反事实思维,而内控者更倾向于产生自我导向的反事实思维。内疚感和羞耻感对大学生反事实思维内容的产生没有直接的影响;(2)反事实思维内容的产生受到了心理控制源与内疚感和羞耻感两种自我道德情感的交互影响:外控者在羞耻感的启动条件下比在内疚感的启动条件下表现出了更多的行为和情境导向的反事实思维,而内控者在内疚感的启动条件下比在羞耻感的条件下表现出了更多的自我导向的反事实思维。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以中西方不同被试而得出的内疚感和羞耻感与反事实思维关系的矛盾结论。
简介:本研究采用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以中国和德国的5及7年级的儿童为被试进行了连续三年的测验,测验的内容是要求被试在所呈现的30个几何图形中途出4个以建立一种类比关系,并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构成类比结果,对测试的评判分为:产生性、灵活性、新颖性、精致性和聚合性5个方面。结果发现:(1)在产生性思维方面,平常及超常的中国儿童均高于德国儿童,且中德双方的高智儿童在连续三年内均明显高于正常儿童;(2)三年中,所测的各组被试中德国儿童的递增情况均优于中国儿童;(3)在创造性思维的各项指标中,中德儿童的发展显示出差异;(4)中德双方儿童均表现出性别差异,但未达到显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