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小二黑结婚》群文阅读：走不出男权传统的女性形象

《荷花淀》《小二黑结婚》群文阅读：

走不出男权传统的女性形象

（厦门市第三中学 福建省厦门市 361006）

本文选择《荷花淀》《小二黑结婚》作为群文阅读材料，不同于教材“苦难与新生”的革命文化的视角，以女性视角出发，揭开《荷花淀》诗性语言以及《小二黑结婚》中男权主义对女性的身体凝视的外衣，重读小说中走不出男权传统的两位无名女性的立场与处境，重新定义“苦难与新生”的主题。

一、《荷花淀》：诗性语言的外衣，女性意识的湮灭

孙犁所著的《荷花淀》被誉为其诗式散文小说的典型之作。小说采用了富有诗意的文笔，细腻地刻画了水生嫂等农村妇女在抗战火海中从平凡村民逐步蜕变为抗敌英雄的历程。在情节布局方面，通过描述送夫参军、探夫未遇、助夫歼敌等多个片段，展示了这些农村妇女从支持丈夫参加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到亲自投入到反抗运动中，从而经历的变迁与成长。然而，若我们摒弃旧有的看法，从当代女权的角度重新审视，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洞见。在“送夫参军”的情节里，水生嫂被塑造为贤淑、忍辱负重并且心胸开阔的形象，然而，当女性读者仍沉浸在男性叙述者对女性美德的赞美时，我们不应忽视这是男性叙述者塑造的所谓理想妻子形象。当男性无奈地告别家庭，前往充满变数的战场拼搏。而女性也只能孤军奋战地照料长辈与孩童，同时得自己保护身家性命。这正是战火给传统社会秩序结构带来的扭曲现象。在战乱纷扰的时代背景之下，水生不得已而为之的临别嘱咐，实则是一种迫于形势的挣扎和对女性的那份心痛而逼出的麻木应对。在这样的社会中，男性将女性逼入历史的幕后，自己则在历史舞台上独揽风云，将女性边缘化为一个失去发声权利的陪衬。社会对统一规范的追求压抑了个体己见，全民的反侵略精神掩饰了人的本能求生欲望，而男性对话语的控制则淹没了女性的独立诉求。

在抵抗日本侵略的那个年代，我国乡村深受着性别差别明显的封建思想的影响。《荷花淀》一书中，那些女性角色们在激烈战火的洗礼中，对于性别平权的认知更加深刻。战斗落幕之际，男性对她们的不解与讥讽反倒激发了她们对于平权的自觉。她们已经无法再次融入到男性设定的规则里面了，她们开始明白在战场上，女性亦能与男性并肩作战。但令人感到遗慨的是，尽管她们不愿意回归男性所定下的所谓“家”的范畴，她们仍有意识地企图深入到由男权主宰的社会体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并未找到真正的自我，反而更加迷失。

二、《小二黑结婚》：男权主义的身体凝视，女性意识的无效解放

《小二黑结婚》一书同样揭示了作家对于女性的男性至上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对三仙姑角色的设定上。三仙姑代表了一个在农村新旧体系间摇摆不定的形象，原先的三仙姑虽然与新体系格格不入，但也并未完全融入旧体系；经改造后似乎被纳入新体系，然而实质上她是不得不重新投入到旧体系当中——她被塑造成了仿佛是长辈般的模样，也就是说，重新进入了农村传统的辈分秩序体系之中。

文中对三仙姑形象的夸饰与漫画手法，的确为小说主旨增添了所需的尖刻讽刺色彩，然而，其对人物的丑恶描绘、恶魔式塑造以及叙述者那冷酷无情和尖酸刻薄的笔调同样不容忽视。

在“看看仙姑”中，三仙姑前往区政府的经历一直与她的形象紧密相关。文章首先描绘三仙姑接到区长邀请时，从容地从上至下装扮得无懈可击，随后华丽外出。其后，文中以区长象征的新时代思潮对三仙姑进行了改造，特别聚焦于对她身体的审视。区长最初召见三仙姑是出于小芹和小二黑自主择偶的原由。但实际会面时，区长并未将三仙姑对于她女儿自由恋爱看法作为首要议题，反倒是先对三仙姑的外观着装上下其手，进而以此质疑她的母亲地位乃至人的身份。随后才对三仙姑破坏女儿婚姻自由的行为提出指责。在这场告诫的过程里，叙述密集夹带了旁观者对三仙姑装扮的好奇、恶搞和讥讽。细读便知，所叙之中核心内容并非区长在弘扬解放区的婚姻自由政策和抗击封建旧观念，而是集体对三仙姑外在形象进行的揶揄与讪笑。

“三仙姑只听见院里的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则表明了三仙姑不是因为破坏女儿的婚姻自由感到羞耻，而是因为自己打破了乡俗和传统性别角色的期待，展现了非传统的外在形象，这令她羞愧万分。正是对于这种身体形象的羞愧，她才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区长提出的所有条件。至于区长宣扬的有关婚姻自决权利的政策，还有小二黑与小芹的婚事完全合乎法律的新理念，三仙姑始终未能完全理解。

故事终章揭示了主要角色们的最终命运。自治区的政权捍卫了正义，小二黑与小芹幸福地缔结了连理，象征罪恶之力的金旺家族遭到了应有的处罚，“两位神仙”也经历了各自的转变。这转变在他们各自身上表现出了不同之处。对于二诸葛来说，改变意味着放下了那一套玄妙的阴阳八卦，接受了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至于三仙姑，她的“转变”则主要体现在了服饰打扮上。新思潮的权威并未彻底改变她对现代恋爱婚姻的观念，消除旧式父母包办的影响，而是主要通过对其身体的严格塑造实施改造，转变她的体态外观，使之变化为“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即典型的母亲形象。

遗憾的是，作者透过传统男性的思想定式与以身体为焦点的叙事角度，来刻画三仙姑，将其荒诞之举简单归咎为自身的性格缺陷，实际上忽略了一大压制女性的根源——父权制文化。

三、走不出男权传统的无名女性

女权主义的批判理念揭示，在宗法社会背景下，男权意识形态严苛地管控着女性的性德行，男性所崇尚的女性形象得坚守数项传承的德性标准：纯真、柔顺、节操、忠贞等。女性若胆敢显现情感和欲望,若胆敢挑战常规和约束，便遭人唾弃为不检点之人，社会亦会将其贬斥。而像三仙姑这样尚在混沌不明的新旧道德转型阶段的普通农村妇女，她的悲剧命运正在于传统道德枷锁下女性精神理想的空虚扭曲。当女性的生存空间被无限地挤压到几乎只剩下婚姻，当女性精神承载的支柱只剩下丈夫和孩子，当她无法挣脱这样的生命枷锁和道德陷阱时，她注定只能成为下一个“三仙姑”或下一个“祥林嫂”。

《小二黑结婚》这部作品赞美了婚姻自主，对包办婚姻表示了抗议。然而该作没有深入剖析男性主导社会中女性在被迫婚姻里所受的冤屈和压迫，未能充分关注受到男性统治质疑的女性，如三仙姑所代表的群体，而只是将批评焦点局限于她们被视为反常的想法。封建的婚姻习俗剥夺了女性追求情感和欲望满足的权利，导致她们性格扭曲，行为异常。三仙姑即是这种现象的典型案例,受到传统婚姻束缚的她，无法得到爱情和幸福，而将自己无法获得的幸福之怒错位地发泄在自己的女儿身上，缺乏母女间应有的深情。三仙姑的心理畸变实际上是她长期受到父权社会压迫的情感结果。遗憾的是，作者仅将三仙姑的主张子女强制婚姻看做是农村社会思想落后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忽略了对三仙姑包办婚姻背后心理因素的探究，或有或无地忽视了她自身婚姻的不幸。同样，三仙姑自己也受到强制婚姻的捆绑，与之绑定的男性并未能满足她心灵上的需求。诸如于福这样的男性,他沉默寡言，在田间辛勤耕作，无法提供所需的情感支持。于福并不符合三仙姑心目中丈夫的形象，她的精神寻求并未在这桩婚姻里获得回应，这也正是三仙姑之所以偏爱青年人，并在他们身上寻找心灵慰藉的缘由：精神上的渴望若长期无法得到实际满足，便会孕育出一种畸形的发泄手段。三仙姑迁怒于女儿时，转而在青年人那里寻求情感上的抒发，面对女儿的阻隔,她甚至变成了一个畸形的母亲。三仙姑这异常行为的萌发源于她的不幸——一段不让她心满意足的包办婚姻以及她处于固有封建礼教束缚下无法变革的刻板现实。在《小二黑结婚》一书中,婚嫁习俗已发生转变，以往的包办式婚姻已不复存在。然而,三仙姑所经历的包办婚姻之苦并未得到深究，她将自己对封建男权制度的不满以及内心深处的痛楚通过某些行为表达出来，但这一点并未被详细探讨。

在《小二黑结婚》中，对于解放思想、冲破旧观念的思潮并未予以回避，小芹角色身上的对传统束缚的挑战和反抗获得了正面评价。她勇敢地将吴先生的礼物丢弃，并豪言道：“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这反映了小芹对于传统婚姻制度的不服从和她对于被强加结局的勇气，她的这种行为在作品中得到了赞誉。然而，这种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在本质上被描绘成一种革命性质的论述，忽视了涉及性别问题的诉求与意识。

《荷花淀》与《小二黑结婚》虽各自采取了独特的手法来展现革命志士的精神风貌，同样传达出劳动阶层对理想生活的渴望与探求，但是无论是类似于鲁迅作品中未被命名的祥林嫂、阿长的水生嫂——被吸纳进男性系统中的女性革命者；抑或是年逾四旬依旧花枝招展至遭人嘲笑的三仙姑——未经同化的被放逐者，均反映出男性作家对女性痛苦遭遇的一种潜意识忽略，这种不自知的态度正是导致中国女性长期未能摆脱社会身份束缚的根源之一。

作者简介：王静如，1996年9月28日，女，汉，福建厦门，福建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本科，中学二级，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