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潮流,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成功地走上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又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更是在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振兴中华之路。在民族复兴过程中,必然涉及如何使军队建设与和平发展进程相适应的问题。以往的一些大国振兴主要依靠武力扩张和掠夺,而中国的振兴将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实现,这意味着和平发展进程中我军与以往一些大国振兴过程中的军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批判地吸收以往大国振兴过程中的军队建设经验,对于我们谋划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军队建设、使我军更好地履行新的历史使命,为我国和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介:众所周知,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批判与继承”一直是人们普遍可以接受的思维方式。比之那种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的文化态度,“批判与继承”在使人们获得公正与辩证的印象之余,也确实可以解释历史发展进程中那些被保留和筛选了的文化内容。如中国天人合一的优良传统的延续与封建宗法制的废除。尽管这里面包含着自然淘汰与人为选择孰重孰轻两种情况。但在其结果形态上,精华的保留和糟粕的剔除,确实可以成为历史发展事实的某种描绘和陈述,进而衍化为人们某种约定俗成的思维方法论。只是,文化建设与转型究竟是不是一个“批判与继承”的问题,两分法的思维方式是否是对待文化问题的一个切实有效的途径,却很少有人做更深入的理论追问和剖析。
简介:古代东亚秩序的形成与维系,同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要有效揭示古代东亚秩序的内在逻辑,应当.j比判地借鉴以历史主义见长的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探讨朝贡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在古代,中国与朝鲜长时段的朝贡体系实质上是一种由中国主导并以其特有文化为基础、周边诸政权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的特殊国际制度。就中国而言,完全独立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等级制的世界观,使其对外部的需求仅限于其他政权对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承认及其对相关制度安排的服从。而对周边诸政权来说,只有与实力超强的中国建立朝贡关系,它们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安全保障,并取得与中国贸易的机会,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两大目标。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缺乏文化共识的前提下,由地区强国主导,可以促成某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使地区秩序得以维护,并在交往过程中反向促成文化认同。这一结论修正了英国学派关于共有文化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的观点。
简介:合理推进当代中国的“新启蒙”,需要从历史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来充分发掘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继承与批判。从历史性角度看,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逐步深化为针对“市民社会一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扬弃,始终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所理解的启蒙传统也先后呈现出三重面向:一是作为精神运动的启蒙;二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启蒙;三是作为物化的经济制度的启蒙。从结构性角度看,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形成了三个彼此关联的问题域:一是政治“异陌化”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问题;二是经济权力的主导即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问题;三是资本的统治即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问题。在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方式上,马克思与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及其自由主义、非理性主义后裔具有本质差异。当代中国需要规避启蒙思潮与反启蒙思潮的抽象对峙,自觉汲取马克思反思和超越启蒙现代性的精神资源,实现发展道路的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