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通过民族征服,黄帝—夏—周一系为大宗,炎帝一齐许申吕—楚一系湮没无闻,至迟在战国就已形成了黄帝独尊的局面,至迟在西周已形成了夷夏对立观。由民族的胜败分出了文化的尊卑,夏尊夷卑,这是中国文化自恋倾向产生的原因,并由此滋长出“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后来是汉文化中心主义),从西周延续到近代。根据这种偏见,华夏族所在的中原地区(“中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天下之中;只能是中国文化同化周边四夷(戎狄蛮夷)文化而不是相反;四夷只有学习接受中国文化,才可能升格进入“夏”的先进行列。华夏文化圈的国家即使有华夏血统,如果染上夷文化的习俗,等待它的将是被降格到“夷”的后进行列。文化自恋是学习接受外来先进文明的最大障碍。
简介:几年前,在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儒家“亲亲互隐”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导火索是刘清平教授发表于《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的文章《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引发了该杂志同年第10期郭齐勇教授的商榷文章《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杂志上公开反复辩难的文章达30多篇,涉及辩论的学者有30多人。这场争论的一些文章收录在由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一书中。从收录文章的状况看,如果我们将捍卫儒家“亲亲互隐”的一方称为“正方”(以郭为代表),将批判这一原则为“腐败之源”的一方称为“反方”(以刘为代表)的话,那么这部70万字的文集中“反方”只占12%的篇幅,约8万余字,其余60余万字全是“正方”,形成了对“反方”的“围攻”之势,“反方”在文集中的意义似乎只是充当“活靶子”。当然。我并不是说主编者有意造成了这种“围攻”。但这种现象至少客观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内学术界捍卫儒家传统的学者们在涉及到自身“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上有一股不可遏止的热情;相反,批判这一传统的学者则比较相信逻辑的力量,只要这种逻辑没有被驳倒,就无意于反复纠缠于一些没有理论意义的口水仗中,只限于坚持自己的逻辑一贯性。所以笔者在通读这部文集之后,深感双方在所争议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有利于推进理论本身的对话,而是存在着严重的语言障碍。问题主要在于,“正方”的多篇文章中包含太多的自相矛盾和逻辑错误,并且由于情绪化的色彩太浓而发现不了自身的这些错误;而“反方”虽然文字大大少于“正方”,但实际上基本立场并没有被动摇,�
简介:齐文化、鲁文化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域文化。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这说明这两种地域文化有诸多共同之处。然而细分之下,齐文化与鲁文化又具有各自的特点,“齐文化以务实性、尚变性、开放性、兼容性等鲜明特征著称于世,鲁文化则以其勤俭质朴、注重传统、恪守礼乐、重德尚恩等显著风格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1]。以往学者研究齐、鲁文化,或关注于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个性特征,或关注于齐文化与鲁文化如何由优秀的地域文化演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从地域文化的视阈下研究齐文化与鲁文化则比较少见。邱文山著《地域文化视阈下的齐文化与鲁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则是这一研究角度下的新著作。
简介:萧洪恩著,中国书店2008年8月出版。全书38万字,共392页。作者从哲学文化学的视角,以《易纬》文化为专门研究对象,分五章探讨了《易纬》的文化内涵。第一章“正确阐释《易纬》文化的理论前提”。作者通过论述《易纬》与谶、録、图、书、符、候、表等的关系,阐明了《易纬》的具体范围,认为《易纬》研究应当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所刊《四库全书》本《易纬》八种为基点,同时参考谶、録、图、书、符、候、表等内容。在对《易纬》起源的理论预设进行厘清的基础上,作者探讨了《易纬》的起源时代、作者及思想渊源,认为《易纬》是早于孟京易学的民间易学。讨论了《易纬》从民间易学演为官方经学的历史过程,考察了《易纬》产生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以此为基础考论了《易纬》各篇产生的具体时代。第二章“《易纬》的象数思维模式”。作者概要地介绍了《易》学象数思维模式,认为《周易》四套不同的话语系统形成了《周易》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义理模式和象数模式,分析了象数思维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核心精神,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易纬》的象论、数论和道论三个方面论述了《易纬》的象数思维模式。第三章“《易纬》的历史观”。作者分别阐释了《易纬》的自然史观、社会史观和认识史观。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