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对比分析了2006年和2014年南京旅游网络结构变化。研究发现:①旅游网络结构分层仍存在,仍然呈现强中心线型结构。但旅游网络密度增强,旅游网络密度由0.35增长到0.41,旅游者旅游线路安排中旅游节点数量也由4个增加至7个。核心成员之间的联结密度有所下降,由0.81降至0.49;核心-边缘区联结度提高,呈现由核心节点向多节点分散分布的特征。②旅游节点不均衡有所改善,旅游流分布更均衡。旅游节点的程度中心性略有下降,2006年旅游节点的程度中心性的均值为5.19,2014年则降至5.04。旅游节点在亲近性指标中分布不均衡的状况也有所改善。但5A级景区在网络结构中仍承担重要的中介作用。其效率性、约束性、效能大小仍然较高,表明这些核心旅游节点在旅游流中竞争力仍较强,使得这些旅游节点具有不可替代性。③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旅游地日益呈现出多节点多区域的空间布局。不同性质的旅游节点越来越多,新的旅游节点在城市旅游中的作用逐渐显现。文化节点成为新的城市文化体验场所,交通节点也对游客具有强烈吸引力。
简介:本文运用场强模型,在时间可达性的基础上,研究了在不考虑权重和考虑权重两种情况下,南京都市圈城市吸引范围的演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南京都市圈的发展建议。得出的结论如下:1城市的吸引范围与行政区范围不完全一致,城市吸引范围扩展至江北的沿江城市有芜湖和镇江。2不考虑权重的情况下,南京、芜湖的吸引范围总体增长,扬州、镇江、巢湖、滁州、马鞍山的城市吸引范围总体下降,淮安的城市吸引范围变化不大。3考虑权重的情况下,南京和芜湖的城市吸引范围上升,淮安、镇江、巢湖的城市吸引范围下降,扬州、滁州、马鞍山的城市吸引范围波动下降。南京的城市吸引范围占南京都市圈的绝对优势。4建议芜湖、马鞍山等沿江城市进一步完善过江通道,实现沿江城市的跨江发展;通过加快交通建设和淡化行政界限,增强城市间联系;根据城市吸引范围调整行政区划,如拆分巢湖并入芜湖、马鞍山等城市,句容并入南京市。
简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边疆地方实力派关系复杂,中央力量在西南边疆十分薄弱。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虽然组织专家对西南边疆的相关实业进行了规划,但鲜有实践行为。国府西迁后,国民政府中央力量从政治、军事、经济各领域全方位渗入西南边疆,沿海或内地工矿企业的迁入,成为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实业发展的显著内容。由于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不断反复,加以地理环境、文化、交通、实力等因素的限制,国民政府对于西藏地区社会经济的规划更多集中于开发西藏的交通建设方面,较少涉及其他层面。蒙藏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实业发展拟制的初步规划,是近代以来中央政府机构从政府层面做出的关于西南边疆实业开发的第一次较系统的考察,虽限于当时中国客观的政治环境未有全面实施或贯彻,但客观上可为后来者审视西南边疆的资源、经济发展等问题提供了基础。沿海工矿企业内迁的行为促进了西南边疆近代工业经济水平的发展,但这一非常态经济行为的战时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并没有实现西南边疆近代工业经济的根本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