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刊从本期起,特辟“读书会”专栏。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二十七部书,尽先加以论述,分期发表。这二十七部书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汉书》、《后汉书》、《兰国志》、《续汉志》、《五代史志》、《史通》、《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日知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文史通义》。希望在1988年度第四期基本完成,欢迎投稿,长短不拘、文体不拘,但希望写出心得,不要重复陈词,不要作材料的简单综合。
简介:<正>《中国交通史》,在我所写的著作中,是最早完成的一部。一九三六年初,我住在北京(那时叫作北平)西四牌楼粉子胡同的一个公寓里,以写文章换取稿费维持生计。在快到春节的前几天,顾颉刚先生来了。他打开皮包,取出一份《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目录。他说,商务印书馆托他请人写书,问我能不能帮他写一部。我看看目录上的书名,没有一部书是我熟悉的。顾先生看我很为难,就说:“这个目录中有好些书根本没有人写过,写起来很不容易,但你还是试着写一部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中国交通史》还可能好写一些,就答应了写这部书。顾先生又跟商务印书馆商量,同意我陆续交稿。我写完一篇就寄到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编辑所。编辑所看过后,发到北京的京华印书馆排印,由我自己校阅,再由北京商务印馆送给我稿费,每千字五元,是当时稿费中最高的。大约经过七、八个月,全书完成。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八年,日本中岛俊作译成日文。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东京生活社出版。
简介:《中国大通史》在内容方面有这样一些新特点。第一,在历史分期问题上避免以具体事件为标志截然断限,除了史前文化外,特别强调周秦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这样几个重大的变化时期,以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为标准,以宗家结构的农耕生产方式为主要线索来判断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注意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宗家结构的农耕生产方式之不同表现形式的共存。第二,在充分认识到暴力革命的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革命前的长期积累过程,强调量变现象在历史上的作用,注意历史变化在革命前的积累和在革命后的长期延续。同时并不避讳暴力活动的某些负面效果。第三,在涉及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以及关于后者的方方面面时,应把它们放在与汉人地方政权同样的地位上,作为一个共存的区域或并《中国大通史》体例结构的创新立的政权来混同撰写,以凸显它们的独特性。第四,在社会阶级结构方面,除了两大对抗阶级以外,对各种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社会集团,诸如职业集团、性别集团等也给予重视,重视跨集团的空间组织,比如家庭、家族、社区,注意它们的层间流动和空间流动;与此同样的是,经济方面的部门经济和区域经济,文化方面的传承与传播等。第五,对包括衣食住行、习俗风尚、闲暇娱乐等在内的社会生活施以较多笔墨,在论述精英的思想文化成就的同时,特别注意民间文化和社会思潮。简言之,从纵的方面来看,对以往习用的社会形态划分方式加以变化;从横的方面来看,对以往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分块进行调整。
简介:民族和疆域是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问题。中国通史编纂是白寿彝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学术事业。他对民族、疆域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论述,从而奠定了其主编中国通史的理论基础。他关于中国历史的民族理论可以概括为"四类范型,一个趋势"。四类范型指中国历史上的四类统一范式———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统一。一个趋势指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趋势为统一是主流,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在疆域问题上,他明确地说,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作为编写中国通史的地理范围,而对皇朝史观在疆域问题上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批评。白氏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家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中国通史话语体系的标志性著述,反映了中国史学家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爱护和自信。
简介: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这可在20世纪50—60年代对中国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等问题的热烈讨论中窥见一斑,这些成果被吸收到了通史以及断代史著作之中。现代前辈在对史学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加以更新的同时,也对创新通史体例做出重大贡献,尤其在历史阶段的划分,通过章节显示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层次关系,以及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块描述历史的框架方面,对旧史学有了重大突破。白寿彝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着手主持编纂的大型本《中国通史》,在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的同类著作基础上有所发展,创立了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反映历史的通史新体例,并在处理民族与疆域问题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