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关照下《聊斋志异》翟理斯译本中译者的适应选择

张珍芳

摘要：1880年英国伦敦德纳罗公司出版了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后，二十世纪以来多次再版，可见该译本在西方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本文拟用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选择这一核心理念之一为指导，来研究翟理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在整个《聊斋志异》翻译过程中进行的适应选择，以期为之后的中华典籍翻译策略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聊斋志异》；翟理斯；适应选择

注：本文为2022年度淄博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生态翻译学观照下《聊斋志异》翟理斯译本研究”批准号22ZBSKB038的阶段性成果。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教授于本世纪初在全球生态思潮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将生态学引入翻译学研究领域，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结合“道法自然”、“中行无咎”、“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等中国丰富的古代生态智慧，提出了“翻译即适应选择”的翻译理论，后经不断的梳理、研究、实践应用，最终形成了以“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翻译即生态平衡”核心理念的一种新生态主义翻译观主导下的新兴的翻译研究范式，旨在为人类生态文明进步“译有所为”。

核心概念之一的“翻译即适应选择”，强调的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该理论中，翻译被当成是一个译者不断自我适应、优化选择的循环过程，以求得原文与译文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上达到生态“平衡”与“和谐”。

二、《聊斋志异》翟理斯英译本

众所周知，《聊斋志异》是清代作者蒲松龄所著的一部享誉世界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共计400多篇，这些故事意义深刻，融合了佛教、中国传统的道教、儒家思想以及民间信仰元素，是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瑰宝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及其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所以自清末至今，先后有英国汉学家德庇时、翟理斯、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英国外交官梅辉立、英国汉学家和翻译家闵福德、以及中国学者和翻译家杨宪益和宋贤德等对《聊斋志异》进行了英语译介，其中英国汉学家、翻译家翟理斯1880年出版的《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选译了其中164个短篇故事，是迄今为止最受西方读者欢迎的英译本。因而在现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研究《聊斋志异》翟译本有着其他译本非比寻常的优势和必要性。

在研究《聊斋志异》翟理斯英译本时，我们采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可以关注翻译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教育、翻译目的等对翻译结果的影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探讨翻译过程中文化保留与改变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处理跨文化交流时不失去原文本的语境以及文化内涵。因此，利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来研究《聊斋志异》翟理斯英译本对跨文化交流能够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三、翟译本翻译过程中的适应选择

1. 翟译本出现的背景

翟译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出版时间为1880年，而十九世纪晚期的英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这一时期，英国社会深受清教主义传统的影响，在文学方面强调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即作家基本以写实为主，试图呈现真实的生活和社会问题，同时关注人类的福祉和幸福问题，努力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人道主义观。而在思想方面，该时期的社会和政治氛围相对保守，强调道德礼仪和道德制约。翟理斯成长于这样的时代，加上其父John Allen Giles是当时一位著作等身、久负盛名的作家，同时又是牧师，非常注重对翟理斯的古典式教育，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造就了翟理斯在翻译上拘谨的英国学院派作风，对不符合清教的道德规范的文字进行删减或改写。

2. 翟译本对《聊斋志异》故事的适应选择

首先，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于1880年由英国伦敦的德纳罗公司出版。该译著是从《聊斋志异》但明伦评注本433篇故事中选译了164篇。原因为何？翟理斯在1880年版本的引言中给出了明确的解释：“In a similar manner, I too had originally determined to publish a full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whole of these sxiteen volumes; but on a closer acquaintance many of the stories turned out to be quite unsuitable for the age in which we live, ...”翟理斯本打算完整翻译16卷，但是在研读中发现其中很多故事不适合其生活时代。而选出的这164个故事是翟认为《聊斋志异》中最好、最具特色的故事，其他的故事没有意义或只是形式上的重复。因此，所谓的“其他没有意义的故事或形式上重复的故事”就被翟理斯大刀阔斧地剔除掉了。就《聊斋志异》整个文本的语言层面来看，翟理斯的适应选择相对比较粗暴，未能实现语言上的高度整合。

其次，翟甄选出的文章包括了各种超自然的故事，比如鬼魂、各种精怪、奇事、侦探、地府、知恩报德、神仙等故事，内容涵盖面广，可以较为全面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因而在文化维度上，翟理斯对文本的选择做到了整合程度较高的适应选择。

再次，从交际意图和交际目的方面来看，翟理斯选译《聊斋志异》的目的清晰明了“I hoped to be able on the one hand to arouse a somewhat deeper intrest than is usually taken in the affairs of China; and, on the other, to correct at any rate some of the erroneous views, too frequently palmed off by inefficient and disingenuous workers, and to readily accepted as fact.”由此可以，一方面是要提高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另一方面是要扭转因为一些传教士向西方传递的错误观点而导致的西方人对于中国、中国人民、中国风俗习惯的错误印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刚好能够提供当时中国社会最真实的风貌，通过翻译该文本，可以更为客观地描述中国的实际，实现“他者”的自我言说。从该译本在西方一版再版，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获得了巨大成功可以得知，该译本不但达成了翟理斯的翻译初衷，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还为中西文化交流理解搭建了重要桥梁，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了中国文化和历史，同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3. 翟译本对故事情节的选择适应

综观翟理斯的英译本，我们就会发现该版本对于故事情节的适应选择大多涉及性、性器官、生殖、血腥或相关行为动作等在他看来“不纯洁”的内容。这种适应选择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情节不是故事主干的，直接省略；如果是故事主干，就做出适当改写（有时甚至会不顾结构的完整性而进行强制改写）。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适应选择？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跟上文提到的维多利亚时代拘谨又整肃的文风以及禁欲主义的婚恋思想有着无法剥离的关系。译入语所在国的社会情况决定了译本要得以生存并传播，必须符合当时当地普遍流行的社会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其二，翟理斯在后来的《中国之文明》一书中宣称：“高尚的中国文学也是如此，它必须是足够纯洁的……”，因而，为了维护中国文学纯洁性，只能将与之格格不入、任何“不得体的暗示”、“诡秘的影射”和“不纯洁的伎俩”全部在译文中进行选择性适应，或省略或改写。举例来说：

例1：《胡氏》一文中“主人适登厕，俄见狐兵张弓挟矢而至，乱射之，集矢于臀。”

译文：The foxes, however, soon reappeared, armed with bows and arrows, and succeeded in shooting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in the back...

原文译文进行对比，可以清楚地发现：出于“纯洁性”的需要，原文中与性或性器官暗示的词，比如“登厕”被删掉了，“臀”被改译成了“back”。

例2：《侠女》一文中“母适疽生隐处，宵旦号啕。”

译文：...Ku's mother got an abscess on her leg, and lay writhing in agony day and night.

原文中的“隐处”被译文中的“leg”代替。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与性或者是能让人联想到性、性器官的词被改写了。实际上，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对故事情节的删减和改写，从语言层面来说，这种形式的适应选择，都无法忠实地表达原作语言上的意义，遑论语言风格上的一致性了。

除此之外，适应选择还存在于某些故事的结尾部分。比如《陈云栖》中真毓生在娶了云栖以后，又娶了云眠，二女共事一夫的结尾被翟理斯做了删除。《侠女》故事结尾侠女为顾生生私生子以作报答，并为父报了仇，提仇人头回去的内容也被翟理斯进行了适应性选择，删掉了。从语言维度来讲，这样的译文无法实现与原文的一致、和谐。

文化维度上强调的是文字寓意、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表达的准确传递。以上例1和例2被删减和改写的内容看，跟《聊斋志异》中所传递出来的有关中国人伦、礼仪等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关系基本无关，因而几乎不存在文化维度的适应选择。但是后面提及的结尾部分的适应选择则涉及到了当时中国社会一妻多夫制这一普遍现象，翟的处理丧失了对包含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婚恋观这一方面的准确传达，未能达到文化维度的与原文之间的生态平衡。

交际维度上，要求译文能够准确的传达原文的交际意图。《陈云栖》故事中，作者直接或间接的表达了一个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理想的生活模式。翟理斯的“汰弱留强”适应选择并未能有效地传达原作者的交际意图，也不算是译本与原文本之间和谐的生态平衡。同样的例子还有《聊斋志异》卷四中《续黄粱》故事里“有龙图学士包拯上疏，……即加臣身”近500字的叙述，以及《席方平》中“勘得冥王者，职膺王爵……即押赴东岳施行。”500多字的判词，在翟理斯的适应选择下分别译成了不到20和30字的英文译本。这两个长篇陈述是故事的核心，也是作者意图的表现，在译文中翻译出来也是有必要的。但是翟理斯用简单的语言概括了故事内容，无论是语言维、文化维（其中有关包拯的典故等）还是交际层面作者蒲松龄想要表达的意图和讽刺的意味都未能很好地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生态平衡。

4. 翟译本对“异史氏曰”的适应选择

翟理斯选译的164个故事中，绝大多数都有“异史氏曰”部分。“异史氏曰”这种形式不但传承自中国《史记》，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意图。而这一点恰恰与被维多利亚时代所摈弃的英国十八世纪小说的特点，即作者经常在小说中跳出来，插入自己的评论相似。翟理斯考虑到英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读者的接受情况，以及译本整体的交际目的，将该部分摈弃。虽然单篇文章交际意图有所缺失，但是从翟理斯理解的原文本整体的交际意图——惩恶扬善、揭露黑暗政治和恶势力以及赞颂美好爱情的角度来看，其译本达到了较高程度的整合适应选择。

四、结语

纵观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正如其在引言中所提，出于某些原因，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从最初的篇章选择、故事情节到文章最后的“异史氏曰”都进行了语言、文化和交际上的适应选择，虽然从单篇文章翻译的层面上看，有些适应选择并未达到保留原文语言所要表达的含义，有些未能将些文化内涵清晰传递，有些原作者的交际意图也没有在译文中体现。但是整个译本的交际意图得到了较高程度的整合适应选择，从而得到英语国家读者的喜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外传，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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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珍芳（1982-），山东烟台人。英语硕士，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