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的饮食文化初探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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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的饮食文化初探

金贤妮 

珲春市第二高级中学  吉林省珲春市  133300

摘 要:高句丽在古代是中国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在高句丽政权存在的705年间,它与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高句丽的一些民俗具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本文以历史资料为基础,从饮食结构、饮食类型、饮食器具等方面对高句丽的饮食习俗进行了初步调查研究,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饮食;文化;高句丽

高句丽文化研究是高句丽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将是高句丽研究的主要课题和热点问题。高句丽是中国古代东北边疆的一个民族政权。早在周秦时期,他们就生活在浑江和鸭绿江流域。西汉末在玄菟郡所属高句丽县一带建立国家,臣服于汉王朝。食物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受气候、物理和地理环境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高句丽饮食文化形成的基础

高句丽长期生活在浑江、鸭绿江流域,属于长白山地区,多为山地森林,平原很少,只有一些河流影响形成的小平原,可用耕地面积有限。高句丽建国后,成为中原王朝的编户齐民。在中原先进技术的影响下,高句丽得以生产铁质农具,并开始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目前,吉安市发现的铁农有铁犁、铁收音机、铁镰刀、铁铲、铁刀等十余种。根据马楷墓壁画中马厩、马厩和牛拉车的情况,高句丽开始使用畜牧业。在中原地区先进经济和技术的影响下,高句丽的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农业尘产量有所增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有所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后,富足之家用“桴京”来存储多余的粮食,粮食生产还不能满足高句丽人口的生活需要。然而,高句丽活动区山川众多,野生动植物和鱼类资源丰富。这样,高句丽就可以通过捕鱼和狩猎获得动物肉和鱼,以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

二、高句丽饮食结构与种类

据《三国史记·琉璃明王纪》载“郊豕逸,王命掌牲薛支逐之,……拘于国内人家养之”,又说“地宜五谷,又多麋鹿鱼鳖之产”。勾划了高句丽的食物构成,有五谷,有鱼鳖麋鹿之产。由于高句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其经济与渔业、狩猎和农业并重。虽然高句丽人努力提高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扩大耕地面积以增加粮食产量,但仍不能满足高句丽人的粮食需求。因此,高句丽人需要通过捕鱼、狩猎和收获来弥补差距。高句丽的山地和河流环境为发展渔业和狩猎经济以及捕捞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资源。

(一)植物类食材

植物类食材可细分为谷类、果蔬。高句丽为农业国家,故对粮食生产极为重视。在已发现的高句丽遗址中出土的铁制镰、铲、犁等农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句丽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情况。史载高句丽“宜五谷”[1]。“五谷”可能只是概称,结合“宜种五谷及稻”[2]的说法,可进一步确定高句丽的“五谷”应为不包括“稻”的旱田粮食作物。就粮食作物而言,见诸史籍的主要有米、麦、粟。

东北地区很早便是人参的主产地,在魏晋时期的药学著作《名医别录》中便记载着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地区,《新唐书》中亦有“安东都护府贡人参五斤”的记载。这也间接说明高句丽产参,并有可能作为食材使用。史载唐太宗占领白岩城后“城中父老僧尼,贡夷酪昆布米饼芜荑豉等,帝悉为少受,而赐之以帛。高丽喜甚,皆仰天下拜曰,圣天子之恩非所望也”[3]。高句丽产芜荑,芜荑还可用于藏酿,是为芜荑豉。榆皮《温达传》“唯我息不忍饥,取榆皮于山林”,记述了饥饿的温达下山取食榆皮一事。榆树的果实可以做成酱,在荒年,榆皮亦可作为充饥之物。

(二)肉类食材及水产

在舞踊墓墓室北面整个墙壁上绘有狩猎图,画面下面二人驰马张弓,追逐一虎一鹿,遂虎骑士马前有一只飞跑的猎犬。安岳1号墓藻井上画有飞鱼,德兴里古墓中也绘有飞鱼。这些鱼的形象,可以反映出高句丽人渔猎活动的某些情况。在高句丽聚居地,鱼钩、石网坠、鱼叉等大批渔具的出土,反映了高句丽人从事渔业生产的情况。见于史料的鱼类主要有鲸鱼、白鱼、鲤鱼等几种,如“(闵中王)四年(47)九月,东海人高朱利献鲸,鱼目夜有光”;“(西川王)十九年(288)夏四月,王幸新城,海谷太守献鲸鱼目,夜有光”。高句丽通过饲养家畜及狩猎野生动物来获取肉类食材。

史载“王弃之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4]。文献中出现了狗、猪、牛、马等人们较为熟悉的动物。高句丽相关史料中对马的记录非常多,但几乎都是对战马的描述,如“弃马登山”“策马以前,陷泞不能进退”“击杀秽貊渠帅,尽获兵马财物”等。对于战事频发的高句丽而言,战马的数量具有左右战局的重要作用。除了在诸如战争、饥荒等极其特殊的情况下,马应不被作为食材。《隋书》载:高句丽“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悦,然即为之。男家送猪酒而已,无财聘之礼。”在重要的婚礼中,猪被作为聘礼。可见猪为高句丽具代表性的家畜,主要用于食用。从“今鸡彘鸣,必杀以飨士,虏且夜出”中,可知高句丽养鸡。《好太王碑》碑文有“牛马群羊,不可称数”

[5],间接说明高句丽羊应该主要用于食用。

三、高句丽饮食器具

关于高句丽人所用的饮食器具,见于文献的有《魏书·高句丽传》“食用俎几”。《旧唐书·高丽传》:“俗喜弈、投壶、蹴鞠,食用籩豆、簠簋、罍洗,颇有箕子之遗风”[6]。从中可以看出这些饮食器具分类较细,颇具中原食器之特点。在高句丽遗址中发现的陶壶、陶盆、铁锅、铜鼎、铜瓶等大量器、食器,印证了文献的记载。在高句丽的饮食器具中,陶器占的比例最重。在从目前出土的器物来看,高句丽的陶器饮食器具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公元三世纪前后。这一时期的陶器属于高句丽初期,以手制为主,陶质多为粗陶,火候不高,颜色也较单一。第二阶段是在公元四世纪至公元五世纪。这一时期的陶器属于高句丽中期,大体上是以轮制为主,少部分保持手制陶质多为泥质陶,陶色比较均匀,质地坚硬。第三阶段是在公元六世纪以后。这一时期的陶器属于高句丽晚期,基本为轮制,也有少数手制。陶质多为泥质陶,火候较高,颜色多为黑色、灰色、黄色,质地坚硬。从三个不同时期出土的器物来看,工艺和造型大多数与中原汉至魏晋时期的相似。高句丽的陶器饮食器具随着社会生活的需要和进步不断有变化和发展。同时也反映出高句丽在不同时期与中原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联系。

四、结论

从高句丽壁画墓和文献资料上可以看出,高句丽饮食文化形成的基础、高句丽食材种类与高句丽的饮食器具的发展演变。高句丽在建国之初就与中原有往来,与中原的往来日益密切。随着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在中原的引进,推动了高句丽饮食结构的变化和饮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高句丽人对食物的需求也在增加。这种饮食习惯的形成促进了餐具的发展和改进。当今高句丽饮食文化在保持传统的同时进一步向精细、多样、保健、美味、美感等方向发展出高句丽区域生态文化和人文精神以及这个民族所追求的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王丽.高句丽壁画之尚肉食烤[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04).

[2]董健.浅谈高句丽的饮食文化[J].地域文化研究,2017(11).

[3]黄岚.从考古学看高句丽民族的饮食习俗[J].东北史地,2004(09).

[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9上,东夷.高丽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北朝·齐]魏收.魏书,卷100,高句丽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7]王建中.东北地区食生活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8]李殿福.高句丽民族文化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

[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报告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10]吉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主编.集安出土高句丽文物集粹[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1] [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琉璃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74页。 另外,在《后汉书》《三国志》《魏书》等史籍中亦有“土宜五谷”“宜五谷”“有五谷”的记载。

[2] (晋)陈寿:《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韩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32页。

[3]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26《帝王部·纳降》,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14页。

[4] [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东明圣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74 页。

[5] 广开土王碑碑文

[6] 《旧唐书·高句丽传》,中华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