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仁”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观念。尽管关于甲骨文中有无“仁”字尚无定论，但是甲骨文已经有了“仁”字的原形。从“夷俗仁”、“相人耦”的风俗习惯入手，可以发现灸、爽、乘、化、尼、吊死个字形，分别是东夷民族二人相亲、抱哺其子、抵足而眠、靠背而卧、男女之爱、追孝父母诸风俗的写照，它们共同成为酿造“仁”的文化土壤。西周有“心”符之“德”源于并超越殷商无“心”符之“德”，其强调“环保小民”、“以民为鉴”，可能系受东夷“相人偶”精神的影响。西周的“德”字与战国时的“恙”（仁的古字）之间存在联系。“恙”最早拣于母亲对胎儿的关心。从人从二的“仁”字，最早见于西周晚期的《夷伯夷蓝器铭》，比学术界公认的首次见于战国时期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中的“仁”字，要早约五百余年。“仁”经过孔子的加工上升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推动中国古代社会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的精神支柱。

简介：对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遗失物制度细致分析表明：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古代遗失物制度既非以《周礼》为原型，亦非呈现某种波浪式的摇摆，却很符合直线——断裂的范式。支配着古人遗失物制度立法思想的是一个高度稳定的观念层：其核心是“失物返还”和“拾遗近盗”，对前者信心的崩溃则带来了明清律遗失物制度的戏剧性转折。理解古代遗失物制度的关键是“道不拾遗”的隐喻，正是这个神话，使古人把遗失物问题政治化了。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立法动机是维持秩序而非确立权利（物权）。在奇迹般的大化之境的背后，则是对全能全知的政治权力的渴望和信仰。

简介：我国现行刑法对玩忽职守罪的处刑较轻，存在着量刑与危害后果极不相称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我国传统法制思想、价值观念、刑法理论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为减少和预防玩忽职守罪的发生，应注意从转变法律观念，完善立法，强化监督，借鉴国外立法，健全公务员制度等方面入手。

简介：自然法观念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被认为是对与错的终极标准，提供了人类自我反省的有力激素，并且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法律与政治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大师的因袭发展，自然法在法哲学中闪烁着耀眼光芒。研究自然法，对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简介：日本当代著名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先生的《东西方的法观念比较》[1]经华夏、战宪斌先生的翻译,中译本已出版近十年了。本著的前身乃是大木雅夫先生于1981年2月至9月连载发表的论文《西洋与远东的法观念》。若按该论文最初发表的时间算起,已有三十多年了。

简介：<正>清人崔述说:“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也。讼也者,事势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传曰饮食必有讼;”“两争者,必至之势也,圣人者其然,故不责人之争,而但论其曲直”这是古代中国人对诉讼现象极为难得的冷静的客观的认识或评价之一例。

简介：近世以来，民主观念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被引进，其后，各路精英们对民主观念的不同理解左右了中国政治的走向。围绕“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可梳理出从“民主”到“人民民主”的嬗变过程，及不同民主观念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以期对当下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简介：19世纪后期是英国自由主义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放任主义危机浮现,功利主义地位上升,保守主义思潮亦强势崛起,个人自由取代政治自由逐渐占据自由主义的重心。在密尔和斯宾塞的深度诠释下,自由的本原不再是抽象的天赋权利,而是现实的功利考量,自由的内涵由政治自由逐渐延展到经济自由、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自由的实现也由倚重制度设计转向在法律、市场和文化的良性互动中寻求突破。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认定自由是英国之所以繁荣富强的根源,但当他试图引入自由思想并望其承负救亡图存之重任时,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中西两种异质政治文化传统对冲引发的矛盾和悖论中。

简介：商人精神是商法的灵魂，没有商人精神的倡导，也就谈不上现代商法的形成及其体系的科学构建。由于经济、文化、宗教、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商法只在西方萌芽并开花、结果，却未在中国形成商业繁荣与商法发达之局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商法在中国的振兴势在必行，故应倡导商人精神，树商法理念为商法振兴之先导。

简介：<正>现行宪法自1982年颁布施行,迄今已整整十年了。十年间,我国人民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路线,根据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四大”,认真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90年代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宏伟的战略任务。进一步增强宪法观念,保障宪法实施,

简介：在古汉语中，“权利”一词取贬义而用，且不具法律意义。及至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传入中国后，right被译为“权利”，“权利”才与法律发生关联，并取向正义价值。但是，中西权利观念并不吻合。中国学者首先从政治意义上理解“权利”，并将其特定化为“民权”，之后才从法律意义上区分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始于晚清的权利观念制度化尝试，在民国初期得到进一步实践。国民政府将权利制度体系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也在进行权利制度探索，但未能全面体系化。新中国成立不久，权利观念逐渐被极左意识形态化，权利制度建设被迫中止。改革开放以后，扭曲的权利观念才逐步得到矫正，权利制度建设逐渐成型，并走上了体系化的正确道路。

简介：在数千年悠久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制度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孕育了独具风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法律儒家化以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国家法律制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礼法合一”、“国法、天理、人情”一体的中国法院法律制度。

简介：

简介：小额诉讼程序实施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审裁判权威不足,从中暴露出民事诉讼轻视程序保障的一般问题,表现为立法上的重纠错、轻保障,司法实践中的重效率、轻保障,以及审判改革的审判权本位主义。要激活小额诉讼程序,树立一审裁判权威,需从根本上反思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从立法到实践两个层面重视程序保障。约束审判权和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是正当程序这枚硬币的两面。正当程序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正义主要是对审判行为提出的道德要求。程序简化主要是简化审判手续,不是克减当事人程序权利,且不能突破程序保障的最低要求。

简介：从主权在民的宪法文本和现代财产权最新理论出发,预算权既体现国家的财产权,也包括公民的财产权利,是基于预算权利的权力和权利的辩证统一,其核心是对预算权力的控制。对预算权概念的重新构建,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对新预算法预算权的配置。预算权通过预算透明度规则、预算平衡机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预算监督制度、人大预算权力配置、财政问责制的建立从而重构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简介：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由“形式／实质非理性”和“形式／实质合理性”构成的有关法律思维类型的概念体系，同康德哲学有着紧密牵连。这种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原本是四维的“合理性”概念体系，从而使该体系始终存在着蜕变成简洁但更为尖锐的、呈现为“形式合理性／实质非理性”这一形态的二元论的可能。对相关韦伯文本的审视映证了这一可能。韦伯有关现代法律中的核心张力的论断，因而体现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理性”之间的冲突。由于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中将现代资本主义视为“核心议题”乃至“最高价值”，且认定“形式合理性”法律与之存在“选择性亲缘关系”，所以他个人倾向于“形式合理性”一侧，并将“实质非理性”的法律主张主要归园于工人运动。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同“形式合理性”法律之间的联系并非绝对。整个“法律社会学”文本都体现出韦伯将概念和观念置于经验事实之上的倾向，而这些概念和观念本身又受到韦伯自身价值取向的引导。因此，这也意味着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背离。

简介：西方的法律大同观念由来已久,它经历了自然法、万民法、世界法、法律全球化几个发展阶段.而在这些不同阶段,西方人对法律大同的具体理解是有差异的,这些概念记载了其中的异趣,也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曲折过程.研究这些概念,探索法律全球化观念的思想渊源,这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其涵义,显然是不无意义的.

简介：富勒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种道德在行为要求、社会作用、内在经济理念、法律评价、处理程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利他性道德行为属愿望的道德,基于两种道德的差异,对利他性道德行为应该通过法律进行激励,实现社会总体利益公正与个体权益平衡,促进社会道德观念的改变。

简介：法源是具备权威理由或实质理由的裁判依据，形成具备不同分量的法源位阶，分别指向依法裁判与正当裁判的目标。各法学流派依认定的法源不同而对“法”有着不同的理解，私法法源的社会理论基础是进化论理性主义与自生自发秩序，私法因包含阐明与未阐明两种正当行为规则而具有开放性特质。法源理论与民法方法论有勾连也有分工。罗马私法发展各阶段几乎涵盖后世知晓的所有法源形态，却最终衰退为法典编纂一种形式。《民法总则》第10条法源条款中的“法律”包含规范法源与准规范法源两大谱系以及具体规则与基本原则两种类型，“习惯”也应作弹性理解，习惯与习惯法只是程度差别。对于强制性规范、任意性规则、基本原则、习惯等多元法源，需要建构起一套司法适用的步骤与方法。

简介：<正>中国古代的等级法观念,自夏、商,周三代开始萌芽,至近代数千年而不衰,其影响渗透到立法、执法乃至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国人心理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剖析,可以使我们对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异同有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