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代社会,知识与创意正在替代传统自然资源和有形劳动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创意型人才则自然而然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创意阶层作为工人阶层、服务阶层之外兴起的又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是培育基于学习、革新和时尚生活方式的新城市经济动力。从地理上看,创意阶层具有独特的区位偏好,创意阶层往往集中在那些能够提供宽松的社会氛围和各种就业机会的多样化城市和区域,创意阶层的密集度与地方多样性呈正相关。从城市发展来看,创意阶层的相对密度与地方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一个城市和地区对于移民、艺术家、同性恋、波希米亚风以及社会经济和种族融合的开放程度与其经济质量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创意阶层的集中程度与地方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生长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创意阶层集中的城市往往也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发达的创意中心。
简介: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是典型的阶层式理论体系,其不仅区分违法与有责,而且确定了二者的位阶关系,即从违法到有责去检验犯罪的成立.这种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在方法论上要求两种重要的位阶关系,即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而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并未区分违法与有责,各个要件之间也没有确定的逻辑关系,容易以社会危害性的价值判断凌驾于具体构成要件的判断,导致根据惩罚需求强行入罪的情形.同时,其强调以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认定犯罪,实务中往往从主观切入,不仅不能揭示犯罪的本质,而且容易导致主客观互相补充以及整体的思考方式,易导致错案.通过比较优劣得失,可以说,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由于具有阶层之间位阶关系的内在逻辑性,因而拥有相当的实践优势,其能合理解决共犯问题,有助于判决书充分说理,也有助于防止错案的发生.
简介:明代云南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是知识分子士绅阶层的勃兴与形成,从而改变了原来土酋与土民,或部落首领与部民为主的社会结构,促使云南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内地基本趋于一致。云南士绅阶层兴起与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明朝在云南广泛建立各类儒学,实行科举考试和大规模移民等,从而促使云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移民的部分子弟在接受了儒学教育的同时,逐渐改变原来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跻身于“士绅”阶层和社会群体的行列,成为云南社会中新兴的独立阶层,发挥着引领云南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人口素质大幅度提高,云南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成为明代云南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明清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重要驱动力和发展趋势。
简介:摘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并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以“打工妹”身份出现的家庭劳工群体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的处境,更凸现了区域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体脑、工农矛盾和差别。本文以香港理工大学严海蓉教授有关北京地区家庭劳工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家庭劳工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被消费对象”的三重身份出发,探讨了其背后的阶级特性。
简介:在中国刑法学日益体系化、精细化的时代,数额犯之数额的犯罪论体系定位问题,角度虽小但至关重要而学界又观点不一。数额之客观处罚条件说由于走向了使数额脱离主观认识、明显违背责任主义的极端,而无法取得令人信服的效果;数额之构成要件要素说不能使作为舶来理论的教义学方法与我国刑法具体规定有效结合,对于解决中国刑法语境下的具体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数额之可罚的违法性说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得心应手,为数额之体系定位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方案,但尚需进一步对其进行论证。处理该问题的思路是:引鉴日本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以藤木实质处理构成要件说为原则,在数额犯的情况下例外采取佐伯说形式看待构成要件的观点。如此,既以教义学方法为依托,对传统阶层体系及理论做出轻微调整、本土改造,又实现了以中国刑法具体规定为背景的教义学知识的重构,最终达到数额之阶层犯罪论体系定位的逻辑自洽以及功能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