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人类四大文明的角度来检视,不难发现中华文化最早由鬼神信仰发展出人文精神,这个枢纽蜕变来自夷夏两大部族文化的长期冲突与融合。夷夏两种文化自新石器时期即可看出不同的发展倾向,并常通过激烈的军事冲突确立彼此共主与宾服的关系。商朝的族裔源头与文化传承都承接于东夷部族,鬼神信仰对东夷人生活具有主导性的意义,其最崇敬的至高神就是上帝。商朝统治阶层深信自身天命来自上帝的授权,而周王朝通过不懈的奋斗灭亡商朝的事实裂解了长年被普遍认同的“血统天命观”,开启了特有的“德性天命观”。周建国初期,统治阶层对于天命的确保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使得从商朝的亡国到周朝的立国,不止是王朝的更迭交替,更反映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周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源头,其表现就在人们尽管依然有天命的信仰,却不再迷信鬼神,更相信人自身的奋勉与否,才是任何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华文化的理性化历程由此展开。
简介: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篇里评价楚辞为"雅颂之博徒",博徒只能解释为赌徒,但六朝时赌博成为士族任诞风气的一种标识,而任诞作为魏晋以来个体自觉的最极端形态,社会评价总体上趋于肯定,故"雅颂之博徒"虽然是以雅颂为标尺对楚辞的贬低,但贬低的程度是很轻微的。任诞意味着个体的过度自觉,突破了名教之约束,刘勰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博徒一词,其真正指向的是滥觞于楚辞而大行于六朝的任诞风气在文学领域所造成的无序状态。为此刘勰在文之枢纽的前四篇中重建了一个道、圣、文三位一体的以经典传统面目出现的新的文学秩序,但由于六朝圣人观念的影响这一秩序并不能真正落实于具体的文学创作,于是有《辩骚》之作。指出六朝文弊的根源在于个体自觉的过度,同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不在于取消个体自觉,而是使个体自觉接受一般秩序的规整,便是《辩骚》篇的枢纽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