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人类四大文明的角度来检视，不难发现中华文化最早由鬼神信仰发展出人文精神，这个枢纽蜕变来自夷夏两大部族文化的长期冲突与融合。夷夏两种文化自新石器时期即可看出不同的发展倾向，并常通过激烈的军事冲突确立彼此共主与宾服的关系。商朝的族裔源头与文化传承都承接于东夷部族，鬼神信仰对东夷人生活具有主导性的意义，其最崇敬的至高神就是上帝。商朝统治阶层深信自身天命来自上帝的授权，而周王朝通过不懈的奋斗灭亡商朝的事实裂解了长年被普遍认同的“血统天命观”，开启了特有的“德性天命观”。周建国初期，统治阶层对于天命的确保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使得从商朝的亡国到周朝的立国，不止是王朝的更迭交替，更反映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周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源头，其表现就在人们尽管依然有天命的信仰，却不再迷信鬼神，更相信人自身的奋勉与否，才是任何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华文化的理性化历程由此展开。
出版日期
2016年04月14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