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意大利民法的不当得利颇具特色,其和非债清偿相分离,两者彼此独立。在构成上,不当得利之诉的行使需要具备得利、损害、得利与损害的关系、得利没有正当原因、得利人没有其他可用救济等要件。意大利民法理论和实务对不当得利各要件的解释和适用并不统一,呈现严格和宽松两种不同的倾向,但以严格解释的倾向为主。得利和损害需要来自同一事实,以及抽象的补充性,会限制三人关系不当得利的发生。不过,通过适用民法典第2038条,或者求助于衡平,在第三人无偿受让得利或者中间人破产的场合,受损人可以对第三人主张不当得利。这也可以为刑事追赃中受害人和第三人关系的处理提供依据。

简介：罗马法中的裁判官法在诸多方面不同于司法解释，但在功能和产生原因上却和司法解释具有很大的相同之处。裁判官法的既有经验有助于理解司法解释的命运。得益于规则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而产生的司法解释，在供给和需求已经基本取得平衡的今天，不再具有产生之时的必要性，司法解释和法律的融合因此应该提上日程。融合的恰当方法，是在法律编纂或者修订时，将合适的司法解释规范包含进法律中，并舍弃不重要的规范。为了确定取舍的具体规范和标准，需要法学界有意识的检讨和整理。《民法总则》扬弃了之前的两部司法解释，但仍有不足之处。《民法总则》的经验教训，应该为民法典分则和其他法律的制定和修改过程昕吸取。

简介：人工智能对人类驾驶者的替代和取代,消除了人类驾驶者的鲁莽行为,让智能汽车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但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替代导致主体和过错难以认定,对侵权法提出了挑战。侵权法应对的原则在于,一方面需要填补受害人损害,另一方面需要不妨碍新技术的升级和推广。基于此,我国侵权法可做如下应对：放松产品缺陷的判断标准,减轻举证难度,扩大产品质量的适用范围来保护智能汽车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但是,这种扩大,不能推翻产品存在缺陷这一前提;机动车事故应该统一为所有人或者保有人的无过错责任,这样可以解决智能汽车和智能汽车、非智能汽车、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不会在智能汽车所可能导致的主体缺失和过错认定等方面产生问题。

简介：我国现行法将法律行为不发生完全效力的情况三分为无效、可撤销和效力未定。这个体系的问题在于三分法并不全面，内部的区分标准不一致，无效和可撤销时有界限不清、后果不确定的情况。这些问题来自于三分法的历史形成过程。借助历史经验，解决方案是区分法律行为的利益设立和利益实现两个阶段的法律评价，前者判断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后者决定法律行为是否具体生效。有效和生效区分符合法律行为的私人自治性质和效力乃是法律评价这两个特点。基于该前提，一方面应简化无效和可撤销概念，使其成为法律行为有效与否的评价后果；另一方面，应该完善不生效力各个类型的研究，以处理无效、被撤销法律行为的后果。

简介：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上的重要原则,其基本内容是种类法定和内容法定。对物权法定原则有诸多讨论,包括在立法论上的物权法定主义和物权自由主义,以及解释论上的是否对物权法定予以缓和。本文所关注的,是物权法定框架下,可以通过登记公示意思自治内容的地役权制度是否是对物权法定原则的背离,以及其功能和作用。通过对罗马法上的历史的梳理、对大陆法系相关趋势和限制的考察、对普通法上各种役权及类似制度的简要对比,本文认为,地役权确实具有意思自治的特性,但是远达不到物权自由的效果,其仍在物权法定的框架下,而且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类型和内容的法定。地役权可以孕育新的权利类型,可以在维持用益物权框架稳定的同时,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简介：登记对抗模式的典型情况是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在这种物权变动中，交付才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形式要件，登记对物权变动本身没有影响，只是对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的公示。另外，从我国物权法现有的一物一权、物权债权区分的原则出发，明确登记对抗和善意取得等制度的界限后，可以发现我国法不承认多个所有权同时存在，而登记对抗模式中的登记也不能产生让后来买受人取得所有权的效果。这样，实体法上的所有权只能停留在在先权利人处。如此，在解释对抗时，可将对抗理解为是在诉讼层面发挥作用的制度，是一种诉讼中的抗辩权，是第二买受人在面对第一买受人时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在我国的体系下，登记对抗制度的解释很难做到逻辑上的完全周延，相对而言，构建为抗辩权的副作用较小，是一种比较合适的解释方法。而且，通过对第三人范围的界定以及善意取得制度的配合，登记对抗制度可能产生的问题会被进一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