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环境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外法学发展史中,环境法学的大发展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作为一个同环境法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比较环境法学或比较环境法的发展也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里才发生。尽管比较环境法学在我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对我国环境法制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几乎每一项主要环境法律的制定

简介：民国知识界对魏玛宪法的认知,从起初的热烈崇拜演化为之后的理性对待;制宪也从完全照搬魏玛宪法转变为部分吸收。知识界追慕魏玛宪法显示了中国思想界宪政追求的超前姿态,以及民国宪政模式从移植向超越的转型。而魏玛宪法的精神消融于三民主义宪政话语中,一定程度显示了'中国本位'意识的觉醒,以及两种宪政模式均超越古典宪政模式的共性。

简介：在数千年悠久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制度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孕育了独具风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法律儒家化以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国家法律制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礼法合一”、“国法、天理、人情”一体的中国法院法律制度。

简介：

简介：1978年以来，中国的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环境守法、环境参与和环境法律监督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7年国家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後，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正式走向法治化的轨道。目前，无论是从环节上，还是从整体的判断指标上分析，或者从实效上评估，都说明中国的环境法制架构已经基本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要求的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环境法治工作正在完善之中。完善的措施既包括立法完善工作，还包括执法、司法、守法、参与和监督环节的体制、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工作。

简介：本文以考察执政党与人大立法关系为主线,以加强我国执政党的立法职能作为出发点,首先阐述了中国执政党与人大立法关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然后分析和总结了西方政党与立法关系的规律和特点,最后结合从"领导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大背景,从理论上对于当前我国执政党与人大立法关系的定位与重构加以探讨.

简介：在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如何对待法传统，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长期以来，人们为此争论不休。肯定者认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不能抛弃法律文化传统，中国法传统可以成为中国法治社会的文化资源；否定者则认为，中国法传统与法治文明格格不入，它不但不能为法治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内容，而且会阻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它是必须被抛弃的文化糟粕。

简介：法律儒家化是瞿同祖先生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法的一个重要论断,其在国内外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文献表明,先秦诸子均认同尊卑贵贱并提倡忠孝,故阶级观念和家族主义是先秦诸子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而并非儒家的私学.儒家真正独特的思想贡献在于提出了仁和仁政的学说.假若真的有法律儒家化,其无疑应该是体现了儒家仁爱学说和精神的法制理想和原则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落实和安顿.故有重新厘定法律儒家化内涵的必要.不过,尽管瞿同祖先生当年关于法律儒家化的相关论断需要作出适当的修正,但法律儒家化也并非子虚乌有,而却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和过程.

简介：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正在进行深刻的变革，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的“和谐诉讼模式”直接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新依据。目前国内学术界不仅在行政诉讼调解相关概念的界定方面没有形成共识，而且对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本身赞同与否定的声音并存。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不能简单地否定，应该加强域外相关制度经验的研究和借鉴，树立全面看问题的观点，立足于实践解决问题。

简介：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难以读到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之类的概念.应当从完善立法法所建置的法律解释制度的角度解决问题:赋予最高司法机关以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的地位,消弥法律解释主体的法律地位和实际作用相疏离甚至相分裂的局面;明确法律解释主体的具体解释权限范围,划清法律解释同法律修改和补充的界限;改进法律解释运作程序;实现法律解释形式的规范化.通过这些努力,增进我们的整个法律制度文明和政治文明.

简介：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事业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急待解决．其中，中国出口商品遭国外反倾销制裁时有发生，对中国外贸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引起足够的认识，并采取积极措施加以防止。一倾销及各国反倾销立法倾销是指一国的商人在另一国市场上以低于他在其他市场上的价格销售商品，从而对被销售国造成损害的行为。其特点：①倾销的方式通常表现为一国的出口商人以不正常低价向另一国出售其商品。这种不正常低价是相对于该种商品在其他市场而言，主要指出口国本国；②倾销形成的原因往往是人为的，如出口商自行压低出口价格或国家给予出口补贴，从而使出口价格降低；③倾销的目的

简介：<正>我国的监察制度源远流长,在组织机构、职责权限等方面均有独特的创建。本文以秦、汉、唐三个时代为代表,试析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一、历朝统治者都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并且日趋完善。我国古代负责监察百官的称为“御史”。战国时,韩、赵、魏、秦等国所设置的御史,虽是国君基左右记事之官,但涉及百宫言行,已具有监察性质,至秦,中央设立监察机关——御史府,以御史大大为官,执掌“典正法度”,以御史中丞负责举劾监察,并派出御史监郡。《迪典·职官》载:“秦兼天

简介：<正>中国古代法律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春秋战国私学之盛兴,各种学派的兴起,法律学也作为一门学问在法家学派师徒之间转相传授。战国时秦孝公用商鞅,以刑法为教,于是秦人妇孺皆言商君之法。由于法律这门学问适应了当时地主阶级巩固刚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的需要,因此法律教育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法律教育借助政治势力的支持,空前普及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法律教育第一个大普及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法律教育的第一个大普及的

简介：自去年７月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防范成了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于是，人们开始探究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及法律制度的缺陷，讨论如何运用法律手段防范金融风险，进而思考在世界金融一体化条件下怎样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立法以为我所用的问题。今年一月...

简介：中国古代封建“吏治”漫议高晓凌战国时期的政治家韩非说过：“明主治吏不治民。”①意思是说，明智的国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老百姓自然也就好治理了。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领悟到了“吏治”对国家社稷的重要，因而认真规定了官吏的任用、奖惩等制度。其中有些很值得后人借...

简介：探析现今我国＂司法机关＂概念的内涵,有必要追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下有关＂司法机关＂立法概念使用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苏维埃政权时期,基于审检合一的机关设置模式,法院系统曾经使用＂司法机关＂概念。自《人民政府组织法》及＂五四宪法＂后,在我国宪法体制架构中,＂司法机关＂概念被弃用。1978年之后,＂司法机关＂概念在立法实践中重新出现,但实践运用中却呈现出概念指向模糊等问题。＂审判机关＂概念使用的选择经过了我国立宪者严肃的讨论与考量,反映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我国审判基础理念——人民审判理念。

简介：乡村法制建设是２１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课题。本文从辨析当前有关中国乡村法制建设的向种观念切入，在五个方面展开了深入讨论：（１）本土是否中国乡村法制建设资源的主要取向？（２）训政是否中国乡村法制建设的必经之途？（３）厌讼是否中国乡土社会的法律心理？（４）严打是否中国乡村社会治安的主要法宝？（５）乡村是否中国法制建设的根本之所在？

简介：中国现行的侵权法在侵权立法、法律救济、侵权赔偿等诸多方面存在不足和空缺;理论研究上也存在某些误识,为加强对公民的权利保护,应进一步完善侵权立法,深化理论探讨.

简介：我国新颁行的两部司法解释确立了颇具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诸如对“强制性排除”与“自由裁量的排除”的确立，针对若干程序瑕疵所建立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等，都体现了该项规则在实体构成方面的特点。而包括程序审查优先、法庭初步审查、程序性裁判、证明责任倒置等规则的确立，则意味着该项规则在程序实施方面所具有的一些创新性。改革者不仅要推动该证据规则的颁行，更应关注该规则的有效实施问题。而为了有效实施这一证据规则，改革者需要构建针对侦查行为合法性问题的司法审查机制，确立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并就刑事司法体制的改革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简介：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这既是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法治文明成果的正确选择，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立足中国基本国情的创新方略，是我们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理念和技术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