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家具有构建长期照护保险并给予充足的财政支援之义务,以化解老年风险。长期照护保险财政补贴,须接受社会基本权的约束。社会基本权的结构模型包括生存权、财产权以及平等权,长期照护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构建,应当充分贯彻上述权利理念。具体而言,在生存权保障面向上,应对长期照护保险财政补贴目的予以整体化考量;在财产权保障面向上,应确立长期照护保险财政补贴支出的规范化保障;在平等权保障面向上,应逐步将适龄的全体国民纳入长期照护保险财政补贴的对象范畴。

简介：实践中,人们非常关注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及奥运会组委会等强势权力主体的利益,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处于弱势地位的运动员的权益.事实上,无论主体强或弱,他对利益的诉求总是能动的,忽视其权利的实现必将带来利益秩序的紊乱.本研究在分析奥林匹克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对运动员的基本人权、身体健康权、公平竞争权、教育权及职业保障权、听证、申辩等权利救济的程序性权利进行了阐述,并从奥林匹克运动的立法行为、裁判行为、经济与合同行为、金牌追求的"异化"行为五个方面探讨了奥林匹克实践中侵害运动员权利的现象,最后提出了维护运动员权利,保障奥林匹克运营秩序的建议.

简介：通过法律把种种体现不同价值观的相互冲突的因素转变为建设性的综合体，这是法律整合欲达到的目的，为使此一目的得以完成，通过法律所进行的社会整合过程必须是一个有机整合的过程，一个使人们信任法律的过程和一个形成制度性架构的过程，而所有这些过程最终依赖的是良好的法律制度。

简介：人性观是政治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之一。之前对中国古代思想家人性观的研究常局限于对他们的系统人性论述,有时还混淆了他们的理想道德人格和一般人性观。鉴于人们对日常具体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评论可能隐含关于人性的一般判断和看法,从利益、自然情感、认知和实践四个方面对孔、孟隐含于人、事评述中的人性观的梳理表明,尽管孔、孟心中有自己的理想人格追求和规范,但他们对一般人性的看法非常现实;与现代社会科学的人性假定和经验研究发现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现实的人性观可以有效揭示中国传统政治＂儒表法里＂的内在逻辑;对政治法律思想的实践可能也有所启示。

简介：（一）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春秋“郑铸刑书、晋铸刑鼎”是中国最早公布成文法之举措，笔者认为，这种传统观点是渊承于几位光宗大师杨鸿烈、陈顾远、霍同祖对此问题的论断，下面几段材料即是有力的佐证。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写道：“在传昭公六年三月，郑铸刑书，……油此可知子产是中国首先打破法律秘密主义的第一人’。”陈顾远在《中国法制史》中称：“法律之公布始自郑刑书、晋刑鼎。”在《中国法制史概要》一书里，陈先生再次宣传：“盖春秋以前，有法而无典也。……其最初公布成文法典者，为郑子产铸刑书、晋赵敏铸刑鼎。”至于杨鸿烈、陈顾远等人又是凭借何种理论根基作出有关“郑刑书、晋刑鼎”的结论，笔者认为与清末改制促使的西

简介：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不是通过单一的形式发生的，而是具有多种质地和多种展开形式。各国启蒙思想、启蒙文学不仅具有一组家族相似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分歧和不可通约的差异，这些分歧和差异决定了所谓中心国的启蒙运动无法置换其他边缘国的启蒙运动。启蒙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亲疏不同，启蒙文学内部既存在现实主义、古典主义等相互矛盾的文学形态，也存在与总体化的表述和同一化的文化普遍主义相对抗的本土形态。为此，启蒙运动、启蒙文学应当通过复数的形式去思考和得到描述。

简介：从1984年开征资源税以来，我国形成了以矿产资源税、资源补偿费、矿业权使用费、矿业权价款四部分构成的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资源税是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的一部分，它只有税的名分，没有“税”的本质，应该废除这一税种；资源补偿费也是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的一部分，但这一概念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应该修改为资源出让金，并以此构建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矿业权使用费在本质上是矿地使用权出让金，不是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的内容；矿业权价款包括国家矿产资源勘探投入及收益和矿产资源出让金，是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的核心，并以此构建我国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

简介：

简介：在近代，西方列强借助军事上的优势，在中国取得了治外法权，由此带来中西方文明在法律领域内的碰撞，这种碰撞使传统法律开始近代化建设，试图构建与西方世界一样的法律体系。中国近代民事法律系的建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法作为部门法在近代中国的建立，始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清末修建，

简介：我国商事立法应顺应时代潮流，整合维度定位，适时构建商法体系和商法制度。商法构建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本文以经济全球化导致商法国际化的趋势为背景，探讨全球化对商法的一般影响，进而分析我国商法的现状，并时我国商法架构模式进行研究。

简介：<正>本文叙述美国法学者努力获得关于法律制度同社会、经济和政治大规模变革过程两者的相互关系这方面的认识的简史。我将重点讨论为确定“法律”和“发展”这类笼统的术语的涵义所做的努力,以及为创立理论结构去指导学术调查所做的努力。我还将追溯为创建“法律与发展”研究的学术领域所做的(不很成功的)尝试的历史,并简略陈述这种努力所引起的学术争论。

简介：公开原则是大陆法系代理制度的基础,其体现为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公开原则的意义在于克服意思表示理论上的障碍,使相对人知悉其交易的对方当事人,从而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我国法律中规定了显名代理和隐名代理,但《合同法》第402条对隐名代理的规定,其适用范围过分狭窄,未来其应当置于民法典总则当中。《合同法》第403条规定的不披露本人的代理虽然也符合公开原则,但其以违约行为为前提,未来应当继续规定在合同法分则中,不能适用代理的一般规则。我国法律中规定的代理性质上均为直接代理,关于代理的规范性质上为归属规范而非效力规范。

简介：为推动本地区的反腐倡廉,香港廉政公署在具体贪腐案件调查和打击的同时,更注重开展针对性的腐败预防和全社会的廉洁教育,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开展了一场卓有成效的社会改造运动。香港的经验对中国内地正在进行的反腐败运动提供了借鉴,提醒我们在监察制度改革中不仅要强化国家机构的反腐,同时也要重视开展社会反腐,在完善制度的同时更应推进廉洁文化建设。

简介：李大钊《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一文，发表于《北京民国日报》，其发表时间却常被注为1925年3月，甚至被注为1925年。《北京民国日报》出报仅13天（1925年3月5日至17日），李大钊在此文中又提到“孙中山先生遗留给我们的手写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故此文的发表时间应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至3月17日该报被查封之间，或曰在3月15日前后。此文中提到的“耶邦丹藏”，应为雅布丹增，又被称为巴丹增、B·丹增，时为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来华访问。

简介：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侵权法限制运动，以责任保险危机、诉讼爆炸、陪审团失控、无聊诉讼、原告律师贪婪为限制侵权责任的理由，但无论哪一理由都无可靠性可言。侵权法限制运动基础如此薄弱，且以限制原告获得赔偿的可能性和赔偿数额为主要目标，却未遭遇民众的反感甚至反对，原因在于侵权责任限制的支持者巧妙利用了修辞术、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冲突，巧妙架构内部组织结构以及个人主义仍是美国文化的核心。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侵权法限制运动确实使原告更难获得赔偿、律师行业受到重创，却并未降低保险费、事故发生率和产品安全。因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的失信和改革伊始蓄意的欺骗，该运动获得的民众支持会越来越弱，它给我们的教训是：法律改革非政治运动。理性当头。

简介：近现代宪政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法律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古代宪政文化要素在近现代的高度整合的结晶，是西方宪政文明发展的近现代形态。因此，要全面把握近现代宪政的内在本质、生成机制，必须深入探讨近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和发展的深刻的历史文化机理，从而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启迪。

简介：英国历史经常出现于学者们的视野中,但从人权的角度对其早期历史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之所以选取这一进路是希望通过本文对英国早期人权进程之初步探究,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故不揣浅陋,见笑于方家.本文认为,英国人的人权进程具有早发性、经验性、稳定性、渐进性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这与英国特殊的传统文化背景及地理环境有关系.从开始,到、,再到,英国人权的早期历史发展状况,正证明了这一点.

简介：一、前论"无讼"[1]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种价值,自1980年代迄今,学界对此多有论述.其中,有关"无讼"根源问题的探讨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申言之:(1)社会根源:家族制度本身的诉讼职能;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原始宗法氏族血缘关系"瓦解的程度;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其所导致的社会成员的流动性.[2](2)政治根源:专制国家对秩序与稳定的追求?,社会等级制度;缺乏权力制衡、公平裁决的讼争环境;缺乏契约观念与法治机制;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律制度.

简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构建中国法治模式，增强法治自信，成为当代使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整合域外法治资源以资借鉴，成为必然。然各国法治实践及其法治经验均与本国历史传统和国情密不可分，因此对域外法治模式的参考借鉴须进行创造性转换，在整合的基础上再言超越，方能合理建构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

简介：随着现代性的增长，特别是现代法治话语的勃兴，基于邻避设施的环境抗争在中国呈量级增长．这将给未来中国的社会与法治结构的变迁带来重要影响。基于惯性维稳思维，地方政府一般采用“专断一压制”型的管控模式治理邻避风险，这种模式减损了环境法律的社会功能，在实践中已呈现出诸多合法性危机。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趋势下，邻避治理必须在法权结构的合理与法权能力增进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协商的制度实践。构建一种“参与一回应”型的社会治理体制。该治理模式强调社会权力能力的增进．是一种多元、参与、合作的结构。经此，将各行动主体与环境事务联系起来，这是环境法治的基本方向与价值回应．也是中国环境邻避治理的基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