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哲学的第一问题或者说元问题是哲学究竟该如何界定的问题。几千年的哲学发展史就是哲学寻求自身合理定位的历史。由于对哲学自身的身份或定位认识不清，我们的哲学书总是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诉说着哲学的问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分别以自然、社会和思维为研究对象，哲学研究虽然离不开对自然、社会以及思维的关注，但从根本上看，哲学面对的仅仅是人自身，并且也只能站在人的立场上去关注和理解自然、社会以及思维。

简介：本文在考察规约隐涵、一般性会话隐涵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语句的非真值条件意义的再处理设想，即缩小“隐涵”范畴，扩展“语义预设”范畴。具体言之：解散隐涵集合体，只保留特殊会话隐涵，即“隐涵”等于“特殊会话隐涵”；取消“规约隐涵”概念，把它归入语义预设（强规约隐涵归入典型语义预设，弱规约隐涵归入非典型语义预设）；取消“一般性会话隐涵”概念，把它归入非典型语义预设。“预设”概念的外延扩展后，其分类系统则为：预设分为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语义预设再分为典型语义预设与非典型语义预设；语用预设再分为命题内容条件语用预设、预备性条件语用预设、真诚性条件语用预设和实质性条件语用预设。

简介：

简介：民国薛学潜先生作为科学易学的代表人物,打通了传统易学与西方现代科学的隔阂,建立了一个相对缜密的薛氏科学易体系。但由于受诸多因素制约,其推导仍有许多不足,甚至有对物理模型的模糊认识,导致了一些结论不能令人信服。本文以易统计方程式为例进行探讨,发现易统计方程式总摄三种物理统计有些牵强,其推导过程也颇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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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以往康有为研究大多将1897年前后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与1900—1903年间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1901）、《中庸注》（1901）、《孟子微》（1902）、《大学注》（1902）、《论语注》（1902）、《礼运注》（1901—1902）诸书混杂而论。笔者认为康有为的前后两次大规模释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思想调整，而且这一调整是其一生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枢纽所在。这一调整最为直接的动因，

简介：当今学术界对程朱易学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言朱熹易学继承程颐的学风而形成，一言程朱二者是敌派。对程朱易学的关系，尽管学术界的看法相距甚远，然而对其间具体的异与同，似乎至今尚缺专论。笔者以为。两贤对《周易》其书性质的理解各有不同，因而治易方法及其体例自然相异。伊川认为《周易》是明道之书，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其解说；朱熹则以《易》为卜筮之书，而以之解说《周易》之本义。但伊川也不曾否定《易》有卜筮之用，朱熹亦未尝言《易》中毫无义理。简言之．两贤易观中宾主相反而已。

简介：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儒学作为相对于“虚学”佛教的“实学”逐渐获得独立的发展，尤其在朱舜水实学思想和罗钦顺“理气为一物”论的影响下，朱子学者安东省庵和他的同门贝原益轩等人把朱子学的“理”从先验的理转化为经验的理，主张“理气合一论”，其后学新井白石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重视实用性、实践性和经验性。他们在近世日本传播和普及朱子学的过程中，推动了朱子学从形而上学的道德主义向经验合理主义的转变，为实证科学和经验科学在日本社会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简介：<正>齐国在周代历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齐国的发展和强大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开明的君主和管仲等名相,有勤劳勇敢的人民等等,而太公封于齐之初采取的“因其俗,简其礼”的统治政策对齐国当时以及后来的发展创造了很重要的条件。《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记载了姜太公封于齐之后采取

简介：<正>宋代金文著作中曾著录过一件公壶,系公为其女叔姜所作媵器。清代山东境内出土过王妇孟姜匜,也是国为其女嫁给周王时所作媵器,这个姜姓国和文献中的姜姓纪国是否一国,近代曾有争论。1969年烟台上夼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侯鼎和己华父鼎,器与己器共存于一墓的事实结束了已往的争论,证明、纪(己)确系一国。1974等莱阳一座墓葬中再次出土纪国铜器己侯壶。烟台市博物馆收藏一件纪侯钟,与清代寿光出土者铭文有别,传

简介：文章从跨文化翻译的视角对比了美国汉学家李克和中国学者翟江月的《管子》英译本.李克的翻译重在介绍,鲜加评论,旁征博引,考证精详.其特色是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力求形式对等.翟江月的译本采用了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策略,力求功能对等;她的译文语言平实,易于理解.两个译本各具特色,也各有不足,但是都为“中学西传”做出了重大贡献.

简介：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有投有自已的特点？经作者研究之后．感觉到传统经学的实践中确实有直释与旁通两个基型．可惜投有受到学者充分的注意．故本论文为了具体讨论起见．特别以《易经》的诠释为例．依以下各节：一、前言，二、对“中国经典诠释基型”的界定，三、《易》籍著作的诠释体式，四、直释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五、旁通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六、结论．来论述．其中第四、五两节又各立细目，详细讨论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中国经典的诠释体式是依字一句一章一篇一卷运次解释而成立低层的训诂、章句、注、笺、解、疏、说、传，甚至更有不泥于文句，而依义理而成立高层的释义、通释、通义．乃至量高层的哲理诠释．其诠释可归纳成两个基型，即依各经本身在历代表现出日新乎高明的直释诠释与依异经互释在后代表现出富有乎博大的旁通诠释。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此两型诠释之于经典正犹乾坤之于易，经典在诠释中表现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简介：本文以提示"三才之道"的意蕴为契入点,通过易儒互动、会通过程的考察,探讨儒家人文哲学的宇宙论根据及其有原创意义的思维模式,又采用中西哲学差异比较的方法,概括出"有机人本"、"宗法群体"、"主观能动"、"道德理性"四项观念,剖析和诠释儒家人文哲学的内容特质和精神价值,进而为合理评价儒家哲学人文资源的现代意义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依据.

简介：作者通过对冯友兰先生《邵雍的“先天学”》的两点补充，认为．邵雍“先天易”图的六十四卦卦序按二进制六位数的大小依次排列而来．此即是宋代道学家所谓的“天地自然之数”。作者由此进一步揭示了先天卦序与阴阳生息的卦气思想之同．在一定程度上的某种暗合与实质上的相互矛盾。

简介：是惠栋用易理对中庸的注解,该书实际体现了惠栋的许多学术特色,其考据学特色表现为:1.复经书原貌.2.考典章制度.3.述微言大义.而其思想特色则表现为将中庸的思想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在注解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易学思想完整地表达为:乾元经过择善积善的过程最终达到既济的理想境界.

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文化遗产、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研究、阐发、弘扬和传承、“四个讲清楚”等系列讲话精神及对文物工作做出系列指示、批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山东省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中，将“齐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工程区的建设”纳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

简介：北宋易学史上，司马光、王安石皆以扬雄之学为切入点，因《太玄经》而准《周易》，反映了儒学复兴进程中，中国学术转向“内在”的总需求。但是，二人尊扬之造次深浅、易学旨趣之远近，各有差异：温公治学，行贵于知，经由“《周易》-《太玄经》-《太玄注》”的思路，“心学”未见规模而“笔学”已成，“天人之论”未通而《资治通鉴》已大行于世，结果让易学做成了“涑水史学”的注脚。相反，“王学”建构，先知后行，力主回归原儒“乐天知命”、“天人合一”的易学精神，并经由“《周易》-《太玄经》-《孟子》”这一逻辑，贯通“五经”、“四书”。为脱离佛道、重建心性道德之学，寻出了“内在性”的支撑。

简介：<正>《中国药典》1985年版“一部”处方有种祛风散寒、活血止痛的熨剂叫“坎离砂”(天津市医疗器材厂制有此物),不少人不知为何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其实,此名可以说来源于《周易》。汉代的魏伯阳著有《周易参同契》一书,书中称乾坤二卦为鼎炉,坎离二卦为药物。故“坎离砂”即谓药物砂。《周易》为大道之源,亦为不少成语、典故、格言、熟语之源,不少词语可以说成于此书。洋洋一百七十余万言的《周易辞典》(吕绍纲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收有“经传词语”一单元,但非从源于《周易》的成语典故等词着眼,一些人读到有关词语时往往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本文则列举有一定难度的源于《周易》的成语典故等举例以说之,于《周易》研究、于汉语词汇研究或者不无小补。

简介：道德两难是中西思想传统都曾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道德两难的情况可以分为虚假的、弱的、强的三类。先秦儒家创造了高明的经权思想，并以之应对道德两难。如《春秋公羊传》提出了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三大法则，包括权衡法与两全法。中国传统的仁义冲突是“强的道德两难”，是先秦儒学着重思考和巧妙应对的难题。道德两难的解决有时必须以当事人的毁灭为代价。通过与康德伦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伦理学以及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等的初步比较，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在对付和解决道德两难问题上的独特性或优越性得以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