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有投有自已的特点?经作者研究之后.感觉到传统经学的实践中确实有直释与旁通两个基型.可惜投有受到学者充分的注意.故本论文为了具体讨论起见.特别以《易经》的诠释为例.依以下各节:一、前言,二、对“中国经典诠释基型”的界定,三、《易》籍著作的诠释体式,四、直释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五、旁通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六、结论.来论述.其中第四、五两节又各立细目,详细讨论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中国经典的诠释体式是依字一句一章一篇一卷运次解释而成立低层的训诂、章句、注、笺、解、疏、说、传,甚至更有不泥于文句,而依义理而成立高层的释义、通释、通义.乃至量高层的哲理诠释.其诠释可归纳成两个基型,即依各经本身在历代表现出日新乎高明的直释诠释与依异经互释在后代表现出富有乎博大的旁通诠释。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此两型诠释之于经典正犹乾坤之于易,经典在诠释中表现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简介:虽然范仲淹经典形象生成与传播已经有很多论述,但是由于学科界限的封闭,鲜见有专文将其置于当代政治哲学理论视阈下进行当代考察和论述,因而本文尝试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场域理论"和"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从当代政治哲学理论视阈来看,范仲淹个人形象的生成和经典化主要有四个原因:在政治、军事、教育、思想等各个方面,范仲淹均有杰出成就;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范仲淹具有同样出身的士人出于掌握话语权力的需要将其权威加以经典化;在范仲淹去世后,当时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领袖,描述、塑造其形象并进而造就了一个影响大而且范围广的话语场域;士人出于构建自身共同体的需要,将范仲淹经典化,而统治者和普通百姓在认识到范仲淹的重要性之后,也进一步推波助澜,从而强化了范仲淹的经典地位。
简介:黄俊杰教授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台湾学者。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员、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并兼任台湾通识教育学会荣誉理事长。曾任新加坡儒家伦理小组顾问,美国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Rutgers大学客座教授、东吴大学讲座教授、台湾清华、交通、阳明、中央四校联合大学系统讲座教授、台湾通识教育学会理事长。黄俊杰教授长期从事史学史与史学方法论、孟学史、战后台湾历史和大学通识教育研究,近十几年来尤着力于中国经典诠释学与东亚儒学研究。他对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研究、对儒家身体观的关注、对中国历史思维模式的探讨以及对东亚视野的倡导,均可谓开两岸研究风气之先,被誉为台湾学界新一代学术领袖。获得学术荣誉包括美国王安汉学研究奖(1988)、杰出人才讲座(1997—2002)、胡适纪念讲座(2005—2006)、台大学术研究杰出专书奖(2006)、中山学术著作奖(2006)。著有《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TaiwaninTransformation(1895—2005)、《东亚儒学的新视野》、MencianHermeneutics:AHistoryofInterpretationsinChina、《孟子》、《孟学思想史论》(两卷本)、《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等专书。2008年春,黄俊杰教授岭南讲学期间,本刊编辑部就东亚儒学研究等问题采访了黄先生,以下是谈话内容。
简介:哲学本质上就是诠释学。对概念的理解与解释,构成了哲学工作的核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interpretation"通常与诠释学关联在一起,有时甚至就被看作"诠释学"的同义词。然而,在哲学文献中,这个词往往是不同语词的翻译,比如"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Auffassung"或"Auslegung"。虽然作为翻译的结果,这些词都有一个统一的形式"interpretation",但其意义或用法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从诠释学的视角对"interpretation"这一术语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呼应和补充:语词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用法,也在于对其用法的理解与解释。
简介:诠释学在西方哲学中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在经历了圣经注释学、罗马法解释理论、一般文学批评理论以及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依据洪汉鼎先生的划分)之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经伽达默尔将其从方法论的维度提升到了本体论的维度,建构了哲学诠释学。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方法论角度还是本体论角度,始终摆脱不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理解的过程中,如何能把握好理解的限度问题,在怎样的范围内才能正确的把握文本或者说是历史流传物的意义。方法论的诠释学和本体论的诠释学总是很容易的就滑进了相对主义的泥潭中。文章试图通过对各种类型的诠释学在诠释限度问题上所做努力的概述,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简介:《大学》原是《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或与礼有关的学术思想的篇章。朱熹经过“移文补传”的工作,对原本《大学》进行文本改造和重诠解读,不仅使《大学》离经独立,自成一书,且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把它改造成了“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对《大学》文本的改造和解读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学理根据,但同时更是他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过程。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这种文本改造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开出了新的命题,实现了经学和礼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也为理学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