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环境下的区域协调发展

施博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原本迟滞的经济进入了飞速向前的快车道，并在国家产业政策和区位优势的双重加持下持续向沿海地区集中。2021年，中国沿海地区的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广东，以及北京、天津、上海五省三市，国土面积虽仅占全国的约5%，人口占全国的近1/3，但却贡献了全国1/2的GDP。如果将福建、江苏、浙江、广东、山东这五省内经济相对薄弱的地区排除，只计算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地区，则这几个省份可能仅用全国不到2%的国土，创造了近全国1/2的GDP。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和人口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沿海地区不分城乡、跨越行政区划的庞大沿海城市经济带已经形成，其具有的巨大经济活力和经济吸引力，不断持续吸引聚集全国的人财物，产生了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通常会出现的极化效应。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依靠制造业飞速发展的三十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则迟缓的多，因为不具有沿海地区的诸多发展优势，使得中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失去了发展规模化工业的机会。现如今，东部沿海地区20世纪的乡村工业模式不再可能适用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也很难再有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机会。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人口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的趋势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一如既往的持续流向创造财富效率更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的趋势也不会有所改变。然，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量是无限的，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和资源是有限的，在这有限之中创造无限是否能够成为长久的发展之计值得深思。

二、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差距明显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个现实状况不仅仅出现在看得见的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上，还出现在看不见的数字经济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20多年的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后盾，到如今已走上数字经济之路，并进一步向全国进行经济辐射、扩展。

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可以看出发展数字经济是大势所趋，但作为数字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省份要清醒的认识到现实存在的数字经济鸿沟，要警惕数字经济对本地实体企业的扼杀。特别是腾讯系、阿里系这两大互联网巨头在生态布局上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应用场景，并且在很多领域已经形成垄断。更甚者是这些互联网巨头没有利用其拥有的优势条件去研发创新、攻克“卡脖子”的核心科技，而是将大量资金用于资本的无序扩张。近些年他们更是将“黑手”伸向了国计民生领域，如“社区团购”的迅速崛起与扩张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们最初都是以较大力度的补贴方式抢占市场与流量，等到形成一定市场规模之后便使用掠夺性定价以及大数据杀熟、价格歧视等类似方式大肆收割消费者，不过这仅仅是不利影响之一。其无序的资本扩张同时也挤压了大量吸纳就业的微利行业的生存空间，而这些微利行业又都大多与农业、农村、农民有关。由于规模效应，这些互联网巨头不仅后来者居上抢占了市场的有利地位同时也拥有了双向的定价权，所以他们不只是可以收割消费者，还可以收割农作物的生产者以及依附于农产品的后加工者等。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农业，同时该区域还肩负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没有规模化的现代制造业去吸纳被这些互联网巨头所挤压的微利行业的从业者，只会进一步加剧中西部的人口流向东部以及南部发达地区，中西部的落后局面也只会加剧。

三、全国统一大市场之于中西部地区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区域间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是推动资源在城乡和区域间有效配置,并最终在新的发展阶段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必要前提。尤其当前,中国经济整体上遇到了人口红利相对削弱、城市土地面积扩张远超人口城市化速度等问题,依靠传统生产要素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狭小,因此,发挥统一大市场的作用,在城乡和地区之间优化资源配置就显得格外重要。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要在我国建设一个具有统一基础制度规则的市场。为的是是使得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然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意味着我们要将自己本就脆弱且规模小的制造业推向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同台竞争的不利境地。所以需要政府通过《反垄断法》和地方相关政策，对内循环中的发达地区的企业进行注意力引导，将这些企业引导到科技的迭代式发展与数字经济的深度扩展上，而非放任其对中西部的企业进行联合绞杀。我们要避免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区域性贫困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被进一步加剧。

四、域外的区域协调发展之治

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性问题也同样存在于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之中，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相同阶段，是因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不同地区资源储量、经济基础、产业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导致发展差距的因素。消除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干预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的东部和西部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是以立法干预的方式解决的，具体是通过立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吸引东部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涌入西部。德国则以平衡经济、经济发展和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在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协调问题上取得了优异成绩。法国则将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重心放在了生态与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上，其最终为传统工业区洛林地区实现由传统工业向环境工业的转型创造了条件。通过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可以发现，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强有力的协调管理机构和多元化的财政、金融政策工具等在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上都发挥着意义深远的作用，值得我们去鉴别和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治。

五、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

有学者文章提出，农村现代化要以中国现代化为前提，当前中国现代化主要矛盾在城市，在科技进步，在产业升级。一个并不现代化的农业和农村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缓解国内阶层紧张、集中资源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虽然中国农业是小规模的，农村也尚未现代化，却为2亿农户提供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进城基地。具体表现是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了回村的最后退路。

当下正值我国产业革命的关键发展期与艰难爬升期，要想使突破国际既得利益结构的围堵变得有可能，就必须发挥好、利用好农村这个战略稳定器的作用，因为它不仅可以为中国提供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各种不确定性的缓冲和纵深，也可以为集中资源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

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了让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应当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不仅要允许城市资本下乡，而且要为城市资本下乡提供有利条件，实行城乡一体的政策。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资金投入仍显不足，所以有人提出了“以改兼振，两难自解”的方针，具体而言就是要将农村的宅基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以激活农村宅基地这一沉睡资本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资金来源。之所以会有学者提出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农村宅基地这个“沉睡资本”一旦被激活，就可以释放出上百万亿的巨额资金，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问题，还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发展的资金基础。于是有些地方政府就利用国家设计的旨在通过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企图将城市财富转移到农村。暂且不说该方法具体实施起来的难易程度以及实现预期目的的可能性，有一个疑问是这些失去宅基地的农民被集中搬迁到城市以后的生活来源问题该如何解决，位于中西部省份的城市能否为进城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故，我们要始终明白且牢记，现在的农地和宅基地对于农民而言是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这个基本保障水平虽然不高，却无比重要，不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都不该将心思用在激活农民的这个基本保障上，因为坚持公平优先比坚持效率优先更适合目前我国的发展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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