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沟通：理论变迁、模型内涵和研究述评

刘培

摘要：风险沟通是风险社会中的重要领域，其在国内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因而梳理风险沟通的发展脉络和研究现状是必要且有意义的。本文先从理论史的角度回溯风险沟通的萌芽、兴起和发展各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再基于公共关系四模式的理论视角，深入浅出的阐述了风险沟通从“信息过程模型”到“协同演化模型”的演进历程，最后就风险沟通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有益建议。

关键词：风险沟通；理论沿革；模型内涵；

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强，尤其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技术隐患等现代性风险的威胁让公众感觉生活并不安全，对风险充满焦虑。这迫使政府投入大量技术资金致力于解决各类风险问题，但却收效甚微，公众的焦虑和满意度并未随之消除。在公众日益强烈的权利意识和参与风险决策过程的现实需求下，以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心理学为学科支柱的风险沟通（RiskCommunication）逐渐兴起，风险沟通的出现即是对风险理念认知的深化，也是风险管理方式的革命。

一、理论变迁：风险沟通的兴起和发展

风险沟通旨在通过充分沟通，双向对话，增进互信，从而调和利益相关方（如政府、企业、公众等）关于风险问题的矛盾和分歧，达成风险共识。梳理国外风险沟通的发展历史发现，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兴起和发展阶段，具体如下表1所示：

表1：风险沟通概念的演化阶段

萌芽阶段（1969年-1980年）：此阶段研究者们的关注重点是风险评估和管理，风险沟通还未成为研究重心和焦点，而是作为风险评估重要组成部分，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而存在，对风险沟通的概念内涵尚无明确定义。专家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公众是无知的，风险沟通的功能定位是告知、说服和教育公众，促使其理解和接受专家对风险问题的定义和解释。直到1980年，美国风险分析学会(SRA)成立并召开第一届年会，与会人员提出一个有创见的发现，即基于心理测量而言，公众的风险感知与专家评估存在显著差异。风险沟通也作为弥合风险差异，沟通专家和公众意见的桥梁而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

兴起阶段（1981年-1989年）：此阶段风险沟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逐渐受到学界认同，成为风险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涌现出许多有关风险沟通的策略指南和实际建议。譬如1988年建立的哥伦比亚大学风险沟通中心，就为企业政府提供了许多有关风险沟通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尤其是1984年发生的印度博帕尔化工事故，导致数十万人的死亡，公众的风险安全意识也日益觉醒，不再甘愿成为风险管理和决策的局外人，这也直接促使美政府颁布《超级基金修订与重新授权法案》，该法案的意义在于从制度基础上为风险沟通的研究确立了法律基础，也使专家意识到风险沟通是一个风险信息双向沟通互动的过程。

发展阶段（1990年-至今）：此阶段风险沟通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为此美国家研究委员会重新界定风险沟通为：“利益相关方之间信息和意见互动的过程，这些信息不仅包括风险问题的性质和其他必要信息，还表达了公众对风险管理的态度和意见。”该定义明确了沟通主体间互动性、沟通内容多样性的重要性。随后众多学者也就风险沟通的内涵，给出了相应的定义。比较典型的有桑德曼（Sandman）认为风险沟通策略能有效预防和降低风险，政府需要借鉴风险沟通策略加强与媒体、专家、公众的沟通。上诉定义的关键点在于强调风险沟通是多元主体就风险信息传递、交换、互动和管理的过程。

二、模型内涵：从“信息过程”到“协同演化”

对风险沟通理论沿革的梳理，有助于理解风险沟通理论内涵的变迁，从“信息过程”到“协同演化”，纵观整体进程可以发现风险沟通模型演进更加贴近实际，更加关照公众的主体性。

早期的“信息过程模型”（InformationProcessModel）实质为信息传播的线性宣传模式，信息由政府或者专家单向传递给公众，对信息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缺乏必要的监督。紧接着是“技术专家模型”(TechnocraticModel)出现，这一模型相比之前更加重视风险信息的专业性和全面客观，但仍然是对专家公众角色两级区分，认为公众缺乏理性且容易被误导，公众仍然是具有“被告知权”而非真正的“知情权”。随着公众参与热情的高涨与风险信息的不确定性，削弱了组织对风险信息的定义权和解释权，基于精英决策告知的传播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受众需要。技术专家模型的难以为继，从而促使风险沟通的转向，进而出现“抉择主义模型”（DecisionistModel），这对弥合专家公众两级分化的角色有一定积极意义。随后的发展则是更加重视公众的参与，形成协同演化模型(Co-EvolutionaryModel)，这一模型认为公众是需要被关照的权利主体，公众的风险信息反映是有价值的，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Audience)而是合法的“合作伙伴”(Participator)。

纵观风险沟通的模型演进，其发展过程中也内含公共关系学术研究的转向，为便于理解，笔者以格鲁尼格的公共关系四模式为参照，梳理两者关联和演进过程，如下表2所示。信息过程模型中的信息单向传播阶段几乎可以和宣传模式画等号，此阶段的信息往往经过“精心包装”，风险沟通的目标也在于通过宣传向公众灌输风险的可控性和组织的正面形象。技术专家模型和公共信息模式的进步则体现在，开始强调风险信息本身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而问题则表现为不太注重对公众的研究，信息传递的单向性依然存在。抉择主义模型可以对应双向非对称模式，风险沟通开始重视公众的主观感受与反馈，通过公众参与和民意评估，制定有针对性沟通计划，沟通的目标也从单向告知变成让公众信服风险评估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公众的参与和反馈是为了提高说服的效率，强行输送观念的做法仍未发生本质改变。

表2：风险沟通的模型演化

风险沟通的概念内涵变迁和模型演进的前后各阶段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继承和发展，甚至在面临不同情境和受众时，需要差异化使用各阶段的沟通策略，做到因地制宜，这一观点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菲施霍夫（BaruchFishhoff）也曾强调：“每一个阶段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之上，但是并不能取代前一阶段。”。

三、研究述评：风险沟通的研究现状和展望

梳理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大多是从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公共关系等学科出发，结合典型风险事件开展研究，具体有：

1.依托新闻传播学科，考察风险传播中的媒体责任和功能。该领域最初是由以郭小平为代表的传播学者对风险沟通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辨析，就新闻媒介在风险沟通中的媒介责任和功能地位展开研究。郭小平认为风险沟通是指大众传媒将风险信息和观点呈现给受众，以便于受众在获知充分必要信息的情况下，对于安全和健康相关的风险作出判断。

2.依托公共管理学科，探究风险沟通在风险管理中的功能实现和效果研究。管理学科重视研究风险评估模型、风险管理措施和风险沟通效果的关系，认为风险管理的步骤往往分为五个步骤（风险管理计划、风险评估、风险识别、措施实施和效果评价），其立足点是风险如客观存在的损失一样，是可以被度量和精确计算的，可以借助数理知识建立风险评估和管理模型，并具体应用到风险管理中。

3.依托心理学科，研究风险认知和风险效果之间的关系，以及风险沟通的现实应用。该领域研究者偏重风险认知层面，更加关注个体心理层面，多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测量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以及与风险沟通效果的相关性。根据笔者文献调研发现，国内最早聚焦该领域的是谢晓非和郑蕊，以SARS事件为案例分析风险沟通的性质、特点并提出针对性沟通建议，很好的将心理学科与风险沟通结合起来，为我国风险沟通领域的制度实践开创了新局面。

综合来看，国外风险沟通研究体系成熟，成果颇丰，构建了完善的风险研究领域。后续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好改进：一是强化自身特色。不能照搬国外理论和经验，应基于对国情的定位思考，构建本土化风险沟通理论框架和体系。二是加强学科合作。风险沟通是一个理论内涵非常丰富的议题，需要汲取各学科的学术成果，因而研究者们要加强学科交流，破除学科壁垒，加大合作力度，通过学术合作网络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三是丰富研究内容。以往学者对风险沟通的研究多基于某一具体理论视角或选择具体风险事件进行深入剖析，但这却难以平衡点面关系，使得理论成果较难上升到地方经验和理论模型的高度，后续研究中要丰富学科视角，深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推动风险沟通研究跨入新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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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培（1993年—），男，汉族，江西南昌人，硕士学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险沟通，政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