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政治权力的普遍化能力不够。权力普遍化意味着权力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其结构条件包括：意义框架的普遍化与惩罚期待的普遍化。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极易扭曲中央政令与法令，造成社会不稳定。只有法治才能通过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司法救济提供信息支持，实现普遍化的惩罚期待，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权力在依赖法律结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其意义框架的制约，为避免这种制约。权力对于法律采取一种欲拒还迎、割裂“合法一非法”二元规则化的工具性策略．致使法律也无法为权力提供功能支持。

简介：<正>国家制裁的目的在于"报应","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功利)。虽然关于制裁目的历来争论不休,但"特别预防"主导了现代国家制裁。特别预防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使犯下罪行的犯罪人改过向善,因此,倡导对犯罪人进行"教育"、"矫正"、"感化"。但机构化国家制裁的特别预防目的能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以及如何实现?重新犯罪给了这个问题以答案,但这个答案却更加令人迷惑不解。为什么最强有力的(监狱)规

简介：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展示了一幅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理论图景,对于创新认识党内法规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功能高度分化致使社会子系统“运作自成一体”“运作上的封闭”体现了系统的自主性,而系统的不自足性又刺激了“认知上的开放”,系统间由此出现了互相激扰和信息过渡的结构耦合.党内法规一方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规范,属于政治系统,另一方面通过党政联合发文等规范形式使其进入到法律系统之中,由此既激扰法律系统同时又接受来自法律系统的知识反馈,实现政治系统的“运作封闭”与“认知开放成为政治与法律的结构耦合机制（耦合结构）,解决了执政行为的“悖论”与“套套逻辑”.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政治与法律“去界分化”的危险和法律系统向“开放系统”回归的隐忧.基于此,应当从社会系统论的认识出发,通过“党内法治”调适政治系统的“运作自成一体”,发挥宪法的结构耦合功能抵御“去界分化”趋势,并以“系统/环境”的分析路径明确“国法一党规”关系,实现党规国法的互进共生、和谐发展.

简介：在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程序性规范的地位不断提升,现代经济法具有强烈的程序依赖性。经济法程序规范主要由调制程序与对策程序、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等一系列'二元结构'组成。各种'二元结构'内部的非均衡性异常明显,各类程序在经济法上的地位、功能有别。通过对经济法程序的结构分析,可以对各类程序作出适当定位,实现程序之间的有机组合,发挥程序的整体效能。

简介：在英美国家，学者把公司的特征归结为两点：公司的独立人格和公司成员(股东)的有限责任。关于公司性质的各种学说有法人拟制说、法人否认说和法人实在说等。英美学者大抵采法人拟制说，即公司为法律拟制之物，存在于法律承认的范围内。奥国学者凯尔森发展了此说．构筑了一个比

简介：<正>法人治理结构是经济学和法学共同的研究领域。在经济领域,一般主要研究公司这种类型的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问题,因为公司运营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对公司有效的监管和提高公司的运营水平一直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关注的问题。关于什么是法人治理结构,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其中,1995年美国学者布莱尔所提出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概念被业界广泛认同,她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从狭义上讲,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和股东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从广义上讲,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剩余控制权

简介：规范性是法律的基本意义或重要特征。法律规范作为关于法律规范性的概念，不仅承载着解说法律规范性来源的理论使命，也作为法律规范性实现的基本条件之规定担当着诠释实证主义法学或“强制”或“规范”的法律规范理论的重任。实证主义法学从“法律之内”解读法律规范性的努力，使法律规范不仅是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的逻辑的和观念的意义结构体，而且有自己特殊的表达或表现。对法律规范的概念意义、逻辑结构体及其效力表达进行动态或静态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系统和深入地认识法律规范问题，进而深化关于法律概念及实践的理论探讨。

简介：从理论上对法治之本质、形式与结构特征进行恰当地界定,有助于从整体上总揽法治建设的制度格局.把社会主义法治定位为本质上的"人民之治"、形式上的"宪政之治"和结构上适度的"社会自治",对于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的主体力量、制度形式和社会结构特征,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法治战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简介：证券等金融产品交易所的治理结构是实现交易所效率的关键所在。在国外公司化的交易所已是大势所趋。我国2006年实施的新《证券法》也为我国证券交易所走公司化之路预留了制度空间。公司制期货、证券等交易所在克服传统交易所产权不明等弊病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矛盾：股东利益最大化与市场公平效率的平衡、交易参与者与交易所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完善内部治理与强化外部监督等一系列问题，将构成运营与监管的利益化冲突，这些问题都急需研究。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刑法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其所呈现的刑法立法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犯罪范围的扩张和刑罚结构的调整这两个方面。《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20个罪名,并对若干旧罪进行了内容扩充。犯罪范围的扩张方面反映了我国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消长。随着法治的发展,行政权受到限制,而司法权有所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刑法中的犯罪范围随之扩张。与此同时,为减少死刑创造条件,我国的生刑也逐渐加重。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贪污罪、受贿罪设置了终身监禁。通过刑罚结构的调整,使我国刑罚分布更为合理。

简介：《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我国的企业长期以来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和计划经济的教义设计了特有的经营形式,最主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形态。实践表明,这样的企业形态是不成功的,它使社会经济置于低效益经营中。考察现代社会企业制度,深刻检讨我国以往陈腐的企业观,尽快采用和建立一套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企业运行机制,已成为我国当前最急迫的任务之一。本期编发五篇有关"企业制度改革"的专题讨论文章,期冀广大作者、读者参加讨论。

简介：“大学章程”是高校具有宪法性的文件，有“大学宪章”之署。大学章程对大学治理至关重要，世界一流大学皆有自己的章程。1999年我国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设立大学须有大学章程。迄今为止，我国16O0余所公立高等学校中，仅有不到30所高校制定了章程，绝大多数高校都未制定章程。高校章程的缺失，使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与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存在极大差距，甚至使高等学校的发展出现偏差。为顺应现代大学治理模式法治化要求，教育部正积极推动制定大学章程。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章程建设；同年12月，北京大学等26所大学被列为“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的试点单位，以期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推进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已出台的部分大学章程文本看，我国大学章程的制定面临着种种不足与困惑，主要体现为章程内容严重雷同、重点不够明确、结构存在局限等。大学章程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亟待学界展开探讨。本刊以“大学章程与现代大学治理”为主题，约请全国范围的代表性学者就高校章程制定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包括大学内部治理与大学章程的关联、大学治理结构及转型、大学章程的性质、功能和特征，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程序等。斫轮辨微，以飨读者。

简介：总体而言，我国当前的预算收支结构处于一种失衡局面。财政收入对于税收，尤其是间接税的过度依赖、对于其他收入来源，尤其是国有资产收益的长期忽视，直接造成了我国财政收入的结构性缺陷；而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的居高不下、民生费用支出的严重不足、经济建设费用的过高投入也直接制约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亟需以公共财政理念为指导，对我国现行的预算收支结构进行适当调整，以促进我国预算制度的完善，最终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简介：2006年5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由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统计局、银监会等九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建设部等部门制定的《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总计提出了15条具体措施，分成6个部分，分别为：（1）切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

简介：一、重刑化设置:我国刑罚结构的定性对我国当前刑罚结构的轻重问题,刑法理论界在一点上已经达成共识,即认为从1980年至1996年刑法施行的17年中,我国刑事立法中已通过的单行刑法(即《决定》和《补充规定》)存在着明显的重刑化倾向.

简介：当下,在我国立法机关着手对现行《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订之际,确有必要对现行法中审前程序的欠缺和弊端加以审视和检讨,这不仅因为对审前程序的改造是此次修法的重中之重,而且还意味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程序的框架性的重塑,其意义甚巨。有鉴于此,笔者试从以下诸方面发表一孔之见。

简介：结构与功能是法律意识形态研究的关键论题。结构诠释与功能分析分别侧重从静态与动态,内在与外在等角度全面呈现法律意识形态的整体面貌与品性。在系统论视野中,法律意识形态的结构决定其本质特性,而法律意识形态的功能则展现其运行规律。法律意识形态的结构由法律知识、法律价值与法律策略三要素构成,三要素之间呈相互支撑、相互渗透与影响的关系状态。法律意识形态的功能旨在探讨法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子系统对于其自身和外在环境所具有的意义,包括内在与外在、积极与消极两个层次与方面。

简介：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成功举办以“大陆法系的判例制度”为主题的第一期判例研读沙龙后，由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主办的以“行政权的结构与边界”为主题的第二期判例研读沙龙于2008年12月2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阔行校区学术活动中心举办。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等院校、部门的来宾参加了沙龙并参与了讨论。

简介：本文从历时性视角分析欧美大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等演变历程和法治规则建构。现代大学危机在于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学术力量式微,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变革必须基于大学的本质(学术)和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法治)相融合的路径,厘清教授治学和依法治校之耦合点和共生机理。只有彰显大学组织本质属性的'法治',才具有实质意义,教授治学才能真正实现。

简介：中国国家结构形式存在“过度分权”与“过度集权”的“制度悖论”，源于中国的两套相对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组织系统，此即：具有过度分权之“联邦制”属性的人大组织体制，和具有高度集权之“单一制”品格的政党组织体制。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制度调整”过程说明，人大组织体制与政党组织体制的“合作成效”，大体上决定了中国宪法制度实施和变革的实际效果。充分考虑宪法文本和宪法惯例的“规范组合”，乃是中国宪法规范诠释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