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人类思想史上的每一次启蒙、每一次真理的发现都是对蒙昧思想的批判与否定。于是,蒙昧与反蒙昧,就构成了思想史上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行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史正是由四次反蒙昧的启蒙思潮汇成的思想长河。第一次启蒙出现在周代,其特征是对“人”自身地位、属性及其意义的自觉,以对抗和取代夏、商的神本主义蒙昧观念。第二次启蒙出现在六朝,其标志是自然适性、钟情任欲,以纠正与清剿汉代“阳善阴恶”、“性善情恶”、“圣人无情”的蒙昧思想。第三次启蒙出现在明清,其标帜是在理欲相兼、义利合一、公私互渗、凡圣平等等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原常识,破除的蒙昧对象是隋、唐、宋、元儒家道学一理学构成的似是而非的唯理性主义。第四次启蒙在近代,特点是借鉴西方人文主义价值理念,综合中国古代启蒙思想资源,抨击中国古代维护皇权专制的整个荒谬无理的纲常理念体系。
简介: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教化哲学,是人生命、生活意义的体验和兴发之学。先秦儒家的世界观是天人一体,世界是以己身为中心的意义世界,而不是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人的一生,正是在意义的不断体验和兴发中,成就意义的自我和意义的世界;意义发生和形成的本源在于天地万物之间的感应原理,对人而言,则是通过“学”,在感通万物的同时,感通和彰显自我的本性,从而形成意义的真实体验,并由此兴发个体自我生命、生活的意义感;先秦儒家教化哲学以意义的永恒完成了对人生命有限性的超越,但其核心则是意义的当下生发与体验,即在日用伦常中当下兴发生命、生活的意义;意义的传达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以体验兴发体验,以意义兴发意义,以个体的自我兴发而兴发他人。《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语,正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义理与精神的生动表达。
简介:《中庸》是以命、性、道、教一体贯通的理路来阐发教之为教。"教"的根本在道,而道的根本在人性;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人性的实质是天命;天命是天道自然之"分",天命即天道。天生人,人性之中天道本具,人性的彰显即蕴含着天道流行。天人一体,天道作为宇宙生命体生命运行的根本机制,其决定人自然生命生长和道德生命意义生发的内在机理,构成了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内在机理就是"生生之道"。"生生之道"以天道的实在、实有为其学理的本体,以自当不二、内本外末、成己成人、生生不息等为其教化哲学的生命价值追求,以"诚明两进"为基本的方法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方法论的实践落实为日用伦常中个体生命意义的真实体验与内在生命力的自我兴发。
简介:“太一”是先秦楚国神谱中的至尊之神,具体地说他身兼神与星二名,而神名最显;他的神职不仅为化生宇宙,而且是国家、社会与人生的保护神;因而得到了楚国国家与社会、君主与平民的普遍信仰与崇拜。两汉的“太一”崇拜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两汉的“太一”崇拜,继承了先秦楚简所承载的楚人祭祀“太一”的祭俗与传统。二是两汉的“太一”崇拜,经历了一个由“诸多太一”崇拜到独尊“天神贵者太一”崇拜的过程。三是当朝廷“太一”崇拜被淡化甚至废止之后,在民间尤其在楚文化影响深厚的区域仍然盛行着“太一”崇拜风俗。《九歌》《高唐赋》中的“太一”是先秦楚人最为崇拜的至尊天神;“东皇”为“太一”的修饰性定语,除本身词汇意义外,还具有敬仰、崇拜、尊贵等浓重的感情色彩,是含有“族源崇拜”与“神明崇拜”双重意义的敬称;而《笛赋》中的“太一”所指乃是与“天神贵者太一”不同的“另一个太一”,很可能是先秦楚人神谱中的战争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