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高尔基生前写有两万多封书信,其巾约三分之一尚未发表。高尔基给各种各样的人写过信——从偏远乡村的少先队员到举世闻名的作家和政治家。在这些信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他同执政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层领导人的通信。他与许多人民委员、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保持通信。他给弗·伊·列宁、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列·达·托洛茨基、安·安·安德列耶夫、维·米·奠洛托夫、拉·莫·卡冈诺维奇、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费·埃·捷尔任斯基、克·叶·伏罗希洛夫、谢·米·基洛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帕·彼·波斯特舍夫、米·巴·托姆斯基和亨·格·亚戈达等人写过信。高尔基与斯大林也有过书信往来。这个过程从2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他们交流的90多份文献(书信、便条、电报)已经公开。其巾超过三分之二是高尔基写的.不到三分之一是斯大林写的。从间接情况来看.没有找到他们之间的全部通信。
简介:列宁《哲学笔记》的辩证法,主要是在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双重语境互动中所形成的关于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辩证法。由于不理解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思想,不仅造成了把辩证法当成“实例的总和”和“抽象的方法”的“两极相通”,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变成朴素的辩证法和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变成直观反映论的“双重还原”,而且特别是导致了把列宁的辩证法归结为与“实践论的辩证法”相区别的“认识论的辩证法”,从而曲解了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因此,在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深化对列宁《哲学笔记》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思想的理解。
简介:我读了您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认为这篇文章也适用于您,因为您首先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其例子是边疆区委、州委和专区党委纷纷宣布本地区全盘集体化,而您领导的中央委员会不考虑是否可能,就批准了决定。拿赫尔松专区为例。1929年12月13日决定:全:每区在1931年3月1日前全盘集体化。然后又撤销了这个决定,在1930年1月作出了新的决定:在1930年3月l口前实行集体化,给各区下发指令.派出工人和大学生工作队,派党员去开展工作.在每个区有几百人.而全专区人数达几千。可以设想,国家为此付出多大代价。在两个月内一个个专区要实行全盘集体化。这是十足的异想天开。
简介:近年来,有关中国哲学传统与创新的讨论十分热烈,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如何在新时代传承中国哲学传统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仍是当前理论界所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重大问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江学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对中国哲学传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问题进行了全新的理解与阐释,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判断、新的论述和新的认识,实现了学术范式的变革与创新,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特色和优势,也突出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信.汪教授对中国哲学传统与创新问题的深入思考,集中地反映在新近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与创新》(该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列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2017年1月出版.为了行文简便,以下该著简称《传统与创新》)一著中.该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与创新为主题,深入阐释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研究现代中国哲学范式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方法论等重大问题,这一研究不仅有力拓展了学界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认识,而且积极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该著思想深刻、内容丰富、见解卓识、论述透彻、逻辑严密、语言精辟、体系严谨,是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陶德麟、何萍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陶德麟、何萍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之后,学界又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
简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社会背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实践基础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地位的评价.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从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上.着重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恩想:二是从理论体系创立主体上。着重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三是从理论体系的地位上.着重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四是从理论体系的指导意义上,着重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五是从理论体系的品质上.着重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简介: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以往有一些看法或多或少将自然与历史看作不相干的事物,"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将自然与历史的关系置于人的感性活动之中,真正实现了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人类通过感性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变革,使自然不断扬弃自身自在性,打上人类烙印,形成了"历史的自然";另一方面,人类通过感性活动形成人类历史的过程中,又无法离开自然基础和条件,历史就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是"自然的历史"。因此,自然与历史是密切相干的事物,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两个维度,而非两个过程。"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这一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突出了实践的生存论、本体论意蕴;实现了抽象自然观向感性自然观的转变;实现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转变;实现了主客对立向主客同一的转变。
简介:遗迹成了地方的标志,它引起并深化支持一种特殊情结,把文化视作"财产"和"身份"标志。遗迹所刻记的记忆和所标志的历史通常被视为共享的公共叙事的有机部分,并不断加强身份意识和正统性意识。各种团体渐渐地利用尚未固定、还在争议和充满矛盾的记忆、叙事和遗迹来实现这种效果。遗迹事实上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场域——甚至是一个战场。记忆干预在纪念景观中引起微妙的但不乏意义的转变上,具有既个别又累积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能把遗迹抢救成一种道德空间,使其不仅能认证某种认同,而且可以促成更复杂(往往是人性化和世界主义的)地对一些问题的反思,如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关系的反思,对遗迹本身性质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