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肝性脑病心理学评分(PHES)子测试单独和联合检测对肝硬化患者轻微肝性脑病(MHE)的诊断价值,进而优化PHES。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由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中国门静脉高压联盟发起,参与单位来自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家医院,包括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等。连续纳入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门诊和住院无显性肝性脑病的肝硬化患者。所有患者均以相同顺序接受数字连接试验(NCT)-A、NCT-B、数字符号试验(DST)、轨迹描绘试验(LTT)、系列打点试验(SDT)共5项PHES子测试,并计算分值。以PHES总分<-4分作为诊断MHE的界值。比较MHE组与非MHE组子测试得分。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以曲线下面积(AUC)评估PHES各子测试单独、2项联合、3项联合检测对MHE的诊断价值。统计学方法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DeLong检验。结果共纳入581例肝硬化患者,457例诊断为MHE,MHE患病率为78.7%。MHE组NCT-A、NCT-B、SDT、LTT、DST测试结果分别为60.00 s(47.01 s, 88.00 s)、90.45 s(69.32 s, 125.35 s)、74.00 s(57.65 s, 96.60 s)、74.72分(60.00分,98.61分)和27.00分(20.00分,36.00分),与非MHE组的34.00 s(29.15 s, 44.48 s)、50.00 s(40.98 s, 60.77 s)、50.00 s(41.07 s, 63.03 s)、46.23分(38.55分,59.42分)和42.00分(34.00分,50.75分)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12.37、12.98、9.83、11.56、10.66,均P<0.001)。PHES单项子测试NCT-B、NCT-A、LTT、DST和SDT诊断MHE的AUC(95%置信区间)分别为0.880(0.849~0.910)、0.862(0.828~0.896)、0.838(0.799~0.877)、0.812(0.772~0.851)和0.788(0.743~0.832)。子测试两两组合显著提高了对MHE的诊断效能,其中NCT-B+LTT诊断效能最优,AUC(95%置信区间)为0.924(0.902~0.947),特异度为91.9%,灵敏度为79.2%,优于PHES单项子测试(NCT-A、NCT-B、SDT、LTT和DST),且优于《肝硬化肝性脑病诊疗指南》推荐的NCT-A+DST[AUC(95%置信区间)为0.879(0.847~0.91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78、3.83、5.57、5.51、5.38、2.93,均P<0.01)。将NCT-B+LTT与PHES 3项子测试联合对比,仅有NCT-B+LTT+SDT[(AUC(95%置信区间)为0.936(0.916~0.956)]诊断效能优于NCT-B+LT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32,P=0.020)。结论综合PHES各项子测试及其组合的诊断效能和可执行性,推荐使用NCT-B+LTT组合用于诊断MHE。
简介:摘要有些家长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孩子缺少关爱,性格出现各种问题。相反,有些家长过分关注孩子,要什么给什么……在这样的溺爱下长大的孩子,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吃苦耐劳、努力奋斗的精神,没有担当和责任心。那么学校和老师对这些孩子的教育就显得至关重要,教育的前提是研究学生!
简介:摘要:目前,我国的油气工程建设的发展迅速,石油、天然气和氢气都是极易燃烧的能源材料,这种材料的储运过程中存在诸多泄漏及火灾、爆炸安全隐患。我国是一个石油及天然气存储量相对较大的国家,氢能源使用量也与日俱增,但存储分布并不均匀,油气跨区域储运需求较高,油气储运工作中需使用高压、密闭等设备及管道,而这些设施设备在运行使用中如果发生泄漏再遭遇雷击、静电、明火就极易发生火灾和爆炸,给周围环境、居民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也会给油气生产行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在油气储运系统建设中必须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防火防爆、防雷及防静电部署,在运维管理中也应积极强化油气储运系统的安全防护效力。
简介:国家法治建设的完善,不仅表现在立法的水平及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更体现在法律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这有赖于各类社会主体对法律的执行和遵守的自觉性。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普及法律知识、培养具有法律素质的公民、推进社会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但法治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囿于身心发展水平的限制,其法治教育也需要划分阶段,每个阶段应当确立不同的法治教育目标。提高法治教育的效率,除了加强对相关主体的教育影响外,还需创造一定的客观条件,使主体的法治观念具有合适的生长环境。学校法治教育可以通过教学途径、德育途径、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以及学校对学生依法管理的途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