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流动人口“举家迁移”趋势的日渐明显,大量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流入城市。但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却难以被纳入城市公共财政保障的范围,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逐渐凸显。近些年来,随着“两为主”政策的出台以及社会关注度的提高,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有了很大程度的缓解。然而,各级政府对于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的不同,以及教育经费分担结构的不合理等原因,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投入和保障不足的问题还是广泛存在,大量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无法被满足。本论文首先对全国农民工随迁子女普遍的教育现状及教育政策的进行梳理;然后在公共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对当前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个责任主体的保障责任和义务。
简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呈现五大趋势,主要表现在向经济较发达的中小城市集中:在城市出生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新生代入学规模日趋庞大;农民工随迁子女主体开始进入高中阶段:规范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将成为一段时期内城市学校发展的突出任务;农民工随迁子女流出地农村、乡镇校舍闲置大幅增加。各级政府要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要意义。建议提前规划中小城市教育布局,引导农民工随迁子女流入中小城市。缓减大城市人口压力;条件成熟的地区在城市管理中实施学籍管理代替户籍管理试点,也可探索实施异地中考和高考:因地制宜规范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同时,强调流出地政府要科学预测适龄人口、合理调整学校布局。最大限度发挥学校规模效益,利用闲置校舍发展学前教育,避免教育浪费。
简介:自2014年以来,一些特大城市提高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的门槛。本研究对北京和上海的十个区县进行了调研,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政策文本分析法,运用多源流模型对这一政策变动的动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一线教育工作者眼中随迁子女入学所带来的“教学质量下滑”成为问题源流;各地对于随迁子女就学形式的探索形成了政策源流;中央对于外来人口的管理思路构成了政治源流。政策之窗的开启源于2013年中央人口管理思路的调整。此后,公立校校长(政策企业家)关于限制随迁子女入学的诉求被提上地方政策议程,在新的议程之下,义务教育被重新界定为一种社会福利,仅面向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员开放。由此,一套严格的入学门槛得以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