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际海上货物承运人责任基础规则并非完全来自于实然,来自于基于效益的目的理性,若根本不以正义为目的,未经法律价值评价,纯粹基于效用与发展国际航运经济的目的理性,不可能得到一个国际航运秩序的＂应然＂法律规范,亦即表达一项＂应然＂的航运法律概念。而纯粹脱离国际航运实践效用目的,仅依凭法律价值的＂应然＂本身,亦不可能创造出能够有效调整国际航运实践的法律秩序。只有把价值与航运事实目的,应然与实然,彼此相互对应,即把基于效用的目的理性的构成同确保基于正义的价值实现,这两方面协调起来,才能产生真正实际有效的和相对符合正义的国际海上货物承运人责任基础法律体系。

简介：在刑法解释中，为确保刑法规范的开放性，有必要赋予其合乎时代精神与现实需要的价值判断，包括引入超越实证法范围的价值判断。教义学本质上涉及的是价值判断的规范化问题，具有将价值判断问题转化为法解释技术问题的功能。在法教义学层面，基于罪刑法定的制约，只有部分法外的价值判断能够实现向法内价值判断的转换。概括性条款与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充当着法教义学与法外价值判断之间的联结点。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也并非与法外的价值判断无涉。在刑法解释中，解释者应当优先以刑事政策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来填充其间的价值判断内容。正是通过为价值判断提供实体内容，刑事政策为教义学体系的演进提供方向性指导，防止后者蜕变为封闭、僵化的存在。通过对危害性评价的支点产生作用，刑事政策在影响对行为的应受刑罚处罚必要性及其程度的判断的同时，反过来对犯罪成立要件的解释构成制约。贯彻“以刑制罪”的逻辑，有助于对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做出合理的界定。“以刑制罪”现象的存在，要求将罪刑相适应作为刑法解释的指导原则。

简介：法官在判断公序良俗的过程中，应当尽量抛弃其主观好恶等个人因素。在判断标准的选择上，法官应考虑当事人所属的民族与地域，适当借鉴经验主义标准与唯心主义标准，顾及普通人的感受与专家的评判。在进行判断时，法官既要重视普通人中间的流行意见，又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

简介：量刑均衡的基本含义是同罪同罚。对个案量刑是否均衡的判断一要注意案件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个案是否“同罪”；二要注意量刑均衡具有相对性，其主要影响来自刑罚个别化追求的一般公正及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量刑均衡的实现需要一个系统、整体的机制配合。本文从立法的完善与司法的配套、内部制约与外部监督的配合以及全面提升法官素质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针对相关制度的不足与完善探讨量刑均衡的实现路径。

简介：

简介：经营判断规则已逐渐为两大法系众多国家所采纳，这种制度安排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经济逻辑。对董事等管理层只存在轻微过失的不当行为的责任规则是没有效率的，而经营判断规则的存在则符合人的有限理性，有助于节约交易成本。该规则无论是作为一种推定规则，还是作为法院特定情形下审理案件的依据，都是有效率的；但其不适应用于董事等管理层违反忠实义务及存在重大过失的行为，以减少外部性行为的发生，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

简介：<正>审查判断证据是证明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如果说证明过程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的话,那么,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可以说是证明过程中的关键、灵魂。近十年来,许多诉讼理论工作者和司法工作者对此问题发表了不少有益的意见。但我认为,有些问题仍旧有待进一步论述和探讨。本文试图就以下几个问题略述浅见。

简介：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某些刑事案件由于媒体的报道迅速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形成舆论影响司法审判的印象。然而，无论是通过社会舆论表现出来的“民情”还是“民愤”，都是法官在量刑过程中应当考虑的民意。文章通过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法理和司法实践的角度阐明了民意作为量刑依据的正当性，提出这种民意应当是普通民众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前提下根据朴素的正义观念、善恶标准和道德情感对被告人应当如何接受刑事惩罚所形成的意见。文章提出，合理的民意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特征：为“公益”而非“私益”；为“公意”而非“众意”；为“常情”而非“矫情”。

简介：因果关系历来是我国刑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题。由于受前苏联刑法理论和研究模式的影响，我国传统学说在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上，立足点似乎不是为了解决刑事司法当中出现的问题，而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因此，在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上，

简介：暴力抗法袭警事件频发导致警察伤亡形势严峻,而实践中警察用枪行为也常面临合法性质疑。警察使用武器相关法规范亟待检讨,警察用枪行为面临着比例原则、最大保护原则之间的两难抉择与双重制约,其定位徘徊于正当防卫或依法履职的阻却违法事由之间。警察法修订背景下,应以依法履职时紧迫威胁生命原则为前提,确立警察使用武器时的情境化“判明”标准暨审查规则,同时完善强制力等级报告等相关配套警务机制。

简介：法律行为是市民社会主体为自己的权利变动创制私法规则的行为，该规则必须经过国家意志的承认，才能成为政治国家处理该法律行为之债引发纠纷所依据的法律渊源。代理授权条件完全是市民社会的效力规则要件，而法律行为的成立效力，才是代理制度与法律行为的契合点。代理制度，是法律行为成立效力是否归属于被代理人的判断规则，而不是代理法律行为的生效规则。

简介：卡特尔规制是各国反垄断法规制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反垄断执法中，如果对市场中所有协调行为均予以违法论处显然不符合竞争政策与公共政策的要求，同时也不能真正有效地制止卡特尔行为。因此，有必要对市场中的卡特尔与正当的协调行为进行有效区分。本文研究、探讨了美欧日卡特尔与正当协调行为的判断标准，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判断标准提供借鉴。

简介：监督过失型渎职犯罪最重要的特点是有他人的行为介入和主要以不作为为表现形式，其因果关系体现为间接形态，认识上常常出现一些误区。这些误区集中表现为把犯罪因果关系和行为人的认识能力联系在一起，夸大因果关系在犯罪体系中的地位，停留在简单决定论的因果关系认识上。置于监督过失理论框架下，强调间接因果关系是监督过失型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基础，采用形式符合性、充分关联性和中断性认定方法，是判断监督过失型渎职犯罪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基本路径。

简介：在涉及多个法律规定可能适用于同一案件的情形下,法官必须首先对该多个法律规定的关系包括是否存在冲突或抵触进行判断或确认。这是法官对法律适用选择的前提性作业,并且与其他所有判断一样靠的是知识、经验或技术而无需权力的介入。因此它并不需要法律的特别赋权,也不属于立法法规定的送请裁决的事项范围。诚然,法官在对法律冲突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包含着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的审查。但这种审查只是适用性的审查或者叫"牵连审查",与以废改同上位法抵触的下位法或宣告该下位法无效为目的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它所体现的是国家统一司法权的工具性运用,与人大对法院的单向监督制并不相悖。基此,对"有限司法审查"应作如此纠偏:法院对法律规范及其相互间冲突的审查,应予限制的是审查方式而非审查对象。

简介：《合同法》第174条并未明确对其他有偿合同所参照的买卖合同有关规定的范围,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股权转让合同是否能直接参照买卖合同相关规定都存在争议。通过对第67号指导案例以及同类股权转让案件的分析,可以总结出该类案件的法律适用规则：首先,作为特殊标的物,股权的移转和交付方式决定了其转让合同不应当适用《合同法》第167条规定的分期付款解除权;其次,在适用其他法定解除权时,应当从商事交易的特殊性角度出发,从严把握解除权的适用条件。由于商法与民法体系之间的价值取向各有侧重,商法更偏重效率价值以及外观主义而民法更偏重追求当事人间的公平正义,导致了同一行为的内外部价值评价出现矛盾,因此,从行为本身的属性来判断异类规则的适用性和适用程度是更为合理的解决方式。

简介：<正>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刑事技术鉴定的问题,审查和运用鉴定结论,为破案和审判提供证据,是侦查、起诉、审判活动中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本文就如何审查和判断同一认定鉴定书,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同一认定是指以确定案件中的被寻找客体(形成现场痕迹的客体)与受审查客体(嫌疑客体)是否同一为目的,而进行科学检验的理论和方法的总称。记录鉴定过程和表述同一认定结论的法律文书就是同一认定鉴定书。目前,常见的同一认定鉴定书

简介：审判阶段因事实认定不当而导致实体裁判错误的刑事错案，包括“错判”和“错放”两类。审判阶段防范错案的关键在于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并作出合理判断，防止因事实认定不当而引发错案。错案防范视野下审查判断证据面临的主要难题是非法言词证据认定难、庭外调查权和补充侦查建议权如何行使以及“疑罪从无”原则的把握。这些难题涉及“错放”与“错判”之间的选择，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以及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矛盾，关乎立法者和执法者如何作出相应的利益考量和价值平衡。

简介：由于专利文件的修改内容和方式具有多样性,判断其修改是否符合《专利法》第33条的规定一直是我国审查工作中的重点与难点。而上位概念化修改权利要求的审查一度执行严格的标准,但近年来法院审结数件涉及上述问题的专利行政案件,对具体判断标准引起了不小的冲击。本文就一个具体案例结合当前趋势,对涉及上位概念化修改的权利要求是否超范围提出新的判断方式,以便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执行《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本意。

简介：“普适价值”和“普世价值”两个概念应该明确区分；并非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适用性总是受到时代和民族的限制。同时，当今人类所普遍认同的一些“普世价值”诸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等，其相互之间并不是完全并列的关系，而是存在着逻辑和层次的区分。

简介：抽象危险犯适应现代社会风险管控的要求,成为刑罚权扩张的手段,但这可能带来过度干涉个人自由的后果。对此刑法理论提出抽象危险的实质判断论,主张以现实的危险状态存否作为抽象危险的认定标准。传统的实质判断论仅从一元的角度,对立法依据上的危险与司法依据上的危险作对立的考察,难以满足抽象危险实质判断的要求,二元的实质判断论认为应当在立法与司法互动关系的视角下对抽象危险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