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所谓公益诉讼,是指国家审判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在发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代表这些利益主体向国家审判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追究侵权人民事责任的行为。一、公益诉讼的必要性由于我国法律法规未对公益诉讼作出明确规

简介：劳动权从狭义的工作权到广义劳动权，从个别劳动权到集体劳动权，其已发展为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性的权利体系。劳动者的权利结构中，除劳动者个人权利外，还存在着劳动公益权，其享有和受益者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劳动者阶层，而非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人，其往往由工会组织来具体行使，且在特征上具有明显的社会权属性和强烈的公益属性。现有非诉机制对劳动公益权保护的乏力和传统诉讼机制对劳动公益权保护的局限性导致劳动公益权困境的存在，分析公益诉讼的优势所在，并提出劳动公益诉讼制度，从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和举证责任方面尝试构建。

简介：2012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增＂公益诉讼＂条款。这一简单条款意义非常重大,必将为公益司法保护机制打开闸门,结束长期以来公益诉讼于法无据的尴尬局面。

简介：在环境法领域，放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立法的一个普遍趋势。为有效保护民众的环境权益，美国不断扩张环境诉讼原告资格，其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根据我国的国情，在环境法领域，应当尽快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和团体诉讼制度。

简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公来参与环境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无救济即无权利是法治的最高信条之一，如果环境公共利益不能通过诉讼得到救济，环境个体利益就很难实现。中国民事诉讼要求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造成了制度上的障碍。如何跨越这一障碍，探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有效途径，明确人民检察院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职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简介：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是对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和制度的重大突破。新民事诉讼法确认非实体利害关系人具有作为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但并未明确规定哪些机关和组织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这有可能增大公益诉讼实际运作的难度。因此，明确公益诉讼启动主体就成为构建并运行该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诉讼信托的确立是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之扩张的适当出路之一。

简介：2018年10月修订的《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条将提起公益诉讼作为检察机关的职能。2018年4月颁布的《英烈保护法》基于公益维护之必要,将英烈人格权益纠纷纳入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之逻辑,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不得以创设新型实体权利僭越民事公益诉讼原有受案范围之界限。因《英烈保护法》赋予检察机关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检察机关对“公共利益”的认定须遵从具体标准而不可泛化。否则,将存在以公益维护的名义限制公民合法言论自由之虞。基于司法救济谦抑性原则,立法更应明确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启动须以穷尽除刑罚外一切救济手段为前提。

简介：公益诉讼是指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益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它是自然人或组织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方式之一。建立和完善公益诉讼可以完善我国司法制度，促进法治发展。它是我国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我国公益诉讼制度，要建立监督权力行使的权利运作之机制，明确公益诉讼提起主体和条件及受案范围，提高公民的公益诉讼意识，建立我国的公益诉讼团体组织，并改善法院的工作效率和执法水平等。这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简介：环境公益诉讼因其公益性、二重性及特别授权性之特点成为环保建设不可或缺的法律程序保障。在起诉资格范围的认知上,从身份之适格性、目的之公益性及社会资源之稀缺性的维度考量,公民不宜享有起诉资格。相反,立法应明确检察机关与其他社会公益组织的起诉职责边界,否则当公益组织怠于起诉时检察机关介入庭审于法无据。同时为防止角色混同,检察机关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实现民事、行政法律监督职能,不可以直接参与诉讼的方式实现法律监督,亦不可于裁判生效之前通过一审法院直接提起抗诉,此三者须泾渭分明并区别对待。

简介：当事人结构对诉讼激励的法律构造有着决定性影响。诉讼当事人结构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在民事诉讼中,表层结构以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为其基本特征,决定着诉讼收益的有无;深层结构则表现为当事人在功能上的＂三位一体＂,决定着诉讼收益的归属。二者共同作用,使得民事诉讼的激励机制内嵌于诉讼制度本身,激励着当事人的全部诉讼行为。环境公益诉讼当事人结构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表层结构上从对抗走向协作,而且表现在深层结构上＂三位一体＂的破裂,从而形成社会公众、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以及原告律师三者之间的双层委托代理关系,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困境由此产生。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高昂代理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原告律师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对象,而＂败诉方负担规则＂因同时具备正诉激励、滥诉预防与行为矫正三重功能而成为激励律师的最佳举措。

简介：2007年1月7日，被称为“维权斗士”、“诉讼狂人”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郝劲松自山西太原发出一封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特快专递。呼吁铁道部在即将到来的2007年春运期间停止票价上浮。而与此同时，他与铁道部的官司还没有完全结束。从2004年夏天开始，他先后7次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等单位告上法庭。这几次公益诉讼让郝劲松一举成名，使其成为公益诉讼的潮头人物。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限定为社会组织和民政部门，实质是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单一原告制度。环境公益诉讼自身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的特点，单一的原告很难有效实现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初衷。反思环境诉讼单一原告制度，建立环境公益诉讼联合原告机制，是未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方向。

简介：起诉资格是环境公益诉讼得以启动的关键,建立在起诉资格前提之上的起诉主体顺位设计是对最优起诉主体的探寻,在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协调诉权冲突以及保障环境公益诉讼实施效果等方面均有所裨益。通过最强公共利益标准与诉讼经济标准的衡量,将检察机关定位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起诉顺位,环保社会组织和公民分列第二、三位。对环境公益诉讼顺位设计标准的把握应当灵活,契合当下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实践。不同顺位之间的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应相互协作,合力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救济功能的实现。

简介：公益诉讼作为一种广受社会关注的新的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是当下中国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热点问题。由于研究者视野和角度的不同,公益诉讼尚存诸多争议。需要深刻反思的是：表面上看,目前关于公益诉讼的研究与实践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公益诉讼大多还停留在观念促销的层面,它还没有触及那些应当被认真对待的实质性问题：公益诉讼的概念如何界定,公益诉讼的定位如何安排,公益诉讼的理念如何塑造,公益诉讼的制度如何发展。可以说,上述问题不仅构成一个健全公益诉讼制度应有的基本内容,也是有效构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亟待破解的带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

简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诉范围所要解决的是当事人＂对什么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问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诉范围既决定着法院的受案范围,同时又是我国公民诉权的体现。因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诉范围判定应在界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因行为范围基础上,以存在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或严重威胁的事实和维护环境公益特定诉讼目的为判定标准,在排除刑事犯罪行为和为保护国家安全、公众安全等所采取必要措施的可诉范围的例外情形下,最终以明确的可诉范围来界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简介：民事公益诉讼是当今社会议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我国在进入21世纪后,国有资产流失触目惊心。据相关部门统计,每年国有资产流失至少1000亿元,日均流失3亿元。面对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作为国家利益的捍卫者,检察机关有必要更有责任出面挽回损失,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下面我们就对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必要性、提起方式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简介：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物质条件或相关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准和维护人之尊严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以社会本位为价值目标，社会保障权具有公益属性。传统三大诉讼救济社会保障权存在障碍，公益诉讼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诉，在诉讼目标、功能、原告资格与民主法治精神方面与社会保障权救济具有契合性。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需扩大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赋予当事人诉权，合理分担举证责任与诉讼费用，构建激约机制，运用多元化的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作用。

简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普通公民或社会组织,以及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按法定程序进行处理的活动。我国目前立法尚未规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大多败诉。本文分析了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缺失和认识误区,考量了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因素和域外借鉴,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结构性问题、程序问题和救济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构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一些具体设想。

简介：在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中,最重要的即是确定诉讼的原告。在我国,检察机关一直担负着代表公益提起公诉及监督法律实施的职责,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设计也应该围绕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展开,探索构建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作为前置性程序,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应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以实现程序正义和节约司法资源为价值追求,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法律监督属性的社会违法行为干预权。提高相关诉前程序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应根据监督对象的不同,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进行类型化重构,对于＂督促＂和＂建议＂两种诉前程序履行方式规定不同的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