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西北周边的安全形势是形成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的现实基础。当前,中国西北周边地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价值不断提升,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形势相对平稳,但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呈现出新形势。基于理论和现实的需要,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成为当下值得探讨的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在维护区域安全和促进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安全功能,其成立和发展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需求,可以将其作为中国区域安全战略的支撑平台之一,但不能作为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的独立支撑平台。这是由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需求、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形势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自身状况和多边机制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在与周边国家打交道时,如果需要各国共同协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就在多边机制下进行合作;如果在双边条件下更有利于解决的问题,就拿到双边机制上来解决。为了更好地构建中国西北周边安全环境,应该以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局势,以更加开阔的战略思维来思考应对策略。
简介:对日本右翼的深入了解不仅是研究日本政治的需要,也是我们把握中日关系发展动向的需要。近年来,由于右翼势力不断地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更应加大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研究力度。与西方相比,日本的右翼势力构成复杂,思想主张繁多。单就右翼组织内部来讲,战前有“国粹派”、“革新派”“侠客派”之分,战后有行动右翼、新右翼、宗教右翼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右翼组织之外,出现了一批右倾文人与右派政治家(其中不乏右翼政客)。他们对日本社会以及日本政治外交的影响远远超过右翼组织,甚至直接左右着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论是合理的民族诉求,还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我们都必须及时地把握其政治思想与治国理念。本文在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组织构成与思想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客观地界定了“日本右翼”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简介: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财富权利的转移,带来了文化权力的变化,形成多元并存的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崛起和西方民粹主义兴起,发展范式的转变,需要极强的国际治理。无论从文明意义还是从制度体系上,目前世界秩序进入了'无人区'。百年大变局中的重要体系意义的变量是中国,中国在国际权利财富和利益分配中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中心。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从体系秩序、国际制度到理念规范,实现与国际体系的共同演进,是我们在'百年大变局'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变为现实,需要卓有成效的行动,不仅是中国自身,也需要动员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简介:提升政府透明度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和目标,有助于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提高公众的参与程度和满意度。新加坡是世界上政府透明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一流的电子政务平台以及最为清廉的公务员队伍。我国与新加坡同处亚洲和儒家文化圈,都是后发展国家,新加坡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首先对政府透明度进行了理论层面的研究,构建了政府透明度理论分析框架。其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指导,从政党和执政者、政策法规、社会文化、公众的素质和能力、平台建设五个方面分析了新加坡提升政府透明度的做法。最后,文章总结了新加坡对我国建设透明政府的启示,即完善信息公开法律,确保法律的执行;培育社会文化,提供隐性支持;鼓励公众参与,提升参与能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丰富沟通参与渠道。
简介: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简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1992年出版了《走向全球》一书,总结了西欧国家帮助中、小企业打入国际市场的成功经验。作者是美国学者威廉·E·诺斯德佛特。现摘介如下:作者称,1987英国海外贸易董事会就阻碍该国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原因进行调查后发现,主要障碍是它们国际参与愿望较差,缺乏必要的知识及执着的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中、小企业往往认为繁琐的海关申报手续、各种出口文件、资金短缺、语言方面的困难等是制约其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因素,其实不然。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是一种资源密集型的活动,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去研究国际市场、不断调整产品和资金结构、培养专业人才进行
简介: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再度兴起,地区冲突和动荡的安全局势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消极影响。作为摆脱安全困境的一种有效手段,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抑制成员国间冲突升级、发挥和平效应时会受到不同条件的制约。作者从现实主义的逻辑出发,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为例,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内成员间冲突形势之间的互动,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未能产生和平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未能通过机会成本机制提高成员国的收益预期,高层互动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在信息沟通和冲突管理方面的作用也受到很大的制约。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平效应的发挥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只有进一步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水平,扩大和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和范围,增加多议题之间的联系,强化高层互动机制和制度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的和平效应,尽快走出安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