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隐喻理解的重要机制是“范畴推理”,它兼顾隐喻理解的台前和幕后,其指导原则是寻求关联。稳定性概念是人们进行范畴归纳、运用结合策略等幕后推理过程的基础。词汇激活的稳定性概念由存在模型和行为模型构成,而它们分别又由基本认知模型和第二层级认知模型构成。范畴推理是在台前认知基础上,运用范畴归纳和结合策略来确定未知事物特征的幕后推理过程。在范畴归纳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采用多范畴和单范畴两种不同的策略。隐喻理解倾向使用单范畴策略。人们首先使用范畴层面知识进行推理,当单纯依靠范畴层面知识不能完成推理的情况下,将借助结合策略,运用已有的范畴或概念的特征来说明目标概念的特征。
简介: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以及相应的实验技术的精细化,意志自由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重视,认可意志自由的现实存在的哲学家与持质疑态度的神经科学家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立。立足于这一背景,从对李贝特实验的解析出发,我们试图批驳将包括自主决断等复杂的精神活动在内的人的所有行为均可还原为大脑的物理化学反应机制的“神经过程决定论”及“生物主义的还原论”;基于“精神活动依赖于生理学意义上的物质基础,但并不等同于这一物质基础”以及“行为的原因不同于行为的理由”等鲜明理据,有力地论证人的意志自由、人的自主决断之客观真实的存在,并揭示这种开放性的决断并非取决于因果先定的大脑活动,而是具有不受自然界因果必然性支配的特征。
简介: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坎坷的历程,可划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充分反映了哲学对自身权利的诉求及其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融合。当代中国哲学正在逐步摆脱某些不必要的干扰,竭力恢复哲学的本来地位;同时,中国哲学家们也打开了对外交流的窗口,力图重塑传统哲学的形象。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以及由此带来的现代中国哲学的形成,正是以哲学的特有方式演绎着中国百年来的现代社会的风云变幻,表达着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冲突与融合。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哲学表达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充分表现为三个不同的维度,即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思想的传播和接受、学术自身地位的迷失和寻求。
简介:以前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主导性文化,以敬天、怀土、追远、亲仁、顺命、勤俭、和乐等聚合性要素,从思想、制度、德行、技艺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维系了中国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以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也以改命、变通、为学、为政、作工、谋利、出游等离散性要素,参与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后现代性的视界看,儒学作为反思现代化的力量,其中的敬畏、仁义、惠民、反哺、互补、怀乡、和乐等回向性要素,被用于维护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以马克思主义的视界看,儒学作为被批判和利用的资源,其中的去界、通同、平等、公业、爱国、和合、大同等统合性要素,贯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文化上体现了儒学自身的张力和活力,体现了儒学与西学的互动和交流,体现了儒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滤透和支持。儒学与农村社会为中国人提供食粮和家园,需要在开放和流变中保持稳定和发展。
简介:在文化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新兴古典学在传统解经学中打破了一个缺口,从这个口子流出了其后三百多年的“圣经批评学”和“人文学”的源头活水。古典学是专门针对中世纪“学问”的批判艺术,其创始人把古典文本作为榜样,改造中世纪逻辑、语法、修辞的“三科”教育,开创了注释、整理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本以及圣经希腊文本的古典学研究。梅兰希顿的古典人文主义不但深化了路德的信仰主义,而且在路德宗神学院中确立了古典学的基础地位,为圣经批评铺平了道路。宗教改革后的三百年见证了圣经解释学从“低阶批评”到“高阶批评”的发展过程。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为“旧约”的历史批评奠定了理性主义的基础和方法。而如果《圣经》的历史记载皆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只关乎信仰的道德,那么完全可以把《圣经》作为文学来读。
简介:文化工业作为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第一阶段,市场自发地以科技改变文化的表现和传播形式为文化的市场化和大众化做出重要贡献。以英国创意经济为标志的新兴产业可作为文化与科技的整合阶段,因其自觉地对创意设计的创造性和人文性的重视,使文化成为主导,科技为人所用,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设计哲学用创造性和人文关怀重新对文化与科技加以整合,它的出场不仅给创意工业乃至国民经济注入活力,还暗合了以“创造”为焦点的经济社会实践诉求的现代性转型,人本身能动性、创造性、艺术化生活追求以及对科技的运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强调文化和科技的整合而非融合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