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去年6月份,也是在这个场合,有500多位教育部的本科评估专家听了我的“关于大学理念和依法治校”的报告。如果让我重复原来的内容,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的。而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借今天下午的机会,我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跟各位校长、书记以及未来的书记、校长们做一个交流。我想谈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它的现实背景和时代紧迫性在哪儿。第二个问题,创新是一个思想体系,体系化的创新包括哪些内容。第三个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或者叫哲学社会科学)在哪些方面能够创新。最后,探讨一下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面临的困惑与问题。
简介:社会国原则是起源于19世纪的一项宪法原则,以国家给付义务为逻辑起点,以保护弱势群体,维护最低限度的实质平等,创造机会平等为意旨。作为社会国原则具体展开的社会权,其核心即国家给付义务。劳动权作为社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仰赖于国家给付义务。劳动权国家给付义务可分为"因果型"给付与"目的型"给付两大基本类型,以物质性给付、服务性给付、制度性给付和程序性给付为基本内容。然国家是否为给付、对谁为给付、给付到什么程度算尽到了义务,一般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存在国家给付义务的基准,包括横向基准的国家给付义务范围和纵向基准的国家给付义务程度两个方面,劳动权国家给付义务程度应以自由权为上限,以人性尊严为下限,以平等权为准则,以国家能力为边界。
简介:中国人对死亡有着诸多忌讳,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将死亡从私人领域隔离开来,但是权力并未因死亡而停止对死者和社会进行规训,不断地将死亡拉回到公共空间。古典时期,在“家国天下”的秩序下,权力分别从“实体”的制度、法律以及从“天命观”的伦理、道德层面进入死亡,将死亡政治化,使得死亡能够在公共领域堂而皇之地呈现。现代时期,“家国天下”的秩序被破除,民族国家的观念被引入后,社会与国家成为新的两极,媒介勾连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演变出“社会媒介国家”这一新秩序。此时伦理、道德一极的死亡被科学话语、殡葬改革革除,而权力也开始从前台退场和隐藏,但权力又在媒介的遮掩下将死亡再次政治化并使死亡得以重返公共领域。
简介: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观念最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其思想经历了从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文化主义”转向以西方民主和国家主义观念为基础的现代民族主义,最后再回到建立在“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中国“文明国家”论的过程,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思想的基本形态。梁启超从知识和学理上阐发了现代中国应有的民族、国民素质和文化认同基础,尤其是对纠缠当下学界的诸多文化政治问题,如公民德性与现代国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西方现代性困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都极富创见。在梁启超看来,国民意识、公民的独立与自由,乃是现代国家的立国基础,如何在国家独立与公民的自由德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契合点,依然是梁启超那一代思想家留给我们的重要问题。
简介: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垄断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性质、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到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的国家理论。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是法国继福柯之后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的左翼学者。他认为社会科学是“制造麻烦的科学”,社会科学要不断地“揭示被掩盖的事物”。布迪厄一生致力于揭示当代发达国家维持统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国家自然也就成为他所揭示的被掩盖的事物。布迪厄在《重新思考国家》一文的开头就提醒人们:“尝试着去思考国家,很有可能为一种国家思想所俘获,也就是用国家所产生和保证的思想范畴去思考国家,进而误识了国家的深层真相。因为国家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就是将思想的范畴强加于我们,并让我们自发地将之运用于社会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包括国家本身。”布迪厄尝试着用资本、场域和误识等概念来解读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性质、职能、文化控制、民主制度等方面的新变化,他反传统的独特的国家理论,实质上是对传统的国家理论的拒斥、批判和解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