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语义解释的角度看,社会国家原则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文本中不具有显著地位,且内容不够明确;但从体系解释而言,该原则享有不得修改的宪法基本原则的突出地位。社会国家原则产生的历史则表明,该原则具有弥补《基本法》中社会基本权利缺失的功能。但社会国家的目的以及社会国家原则保障的基本权利都必须通过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来加以具体化。联邦宪法法院在发挥社会国家原则的宪法规范功能以及确定社会国家的最低宪法标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国家原则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中一般与基本权利条款、基本权利限制条款以及社会国家的目标一起发挥作用,被用来为立法者设定社会权利保护义务或论证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正当性。
简介:政治权力社会化就是政治权力在某些领域一定程度上退出社会,收缩政府干预的范围,将一部分职能交由社会承担的过程。它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趋势也是当代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我国村民自治是在人民公社体制废除过程中形成的,它是国家下放权力,在家庭承包制给予农民经济自主权的同时,以村民自治体制赋予农民政治自主权,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农村进行整合和再组织的一种民主化治理方式,创造了国家与社会分权治理的一种新范式,不仅体现了我国宪法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分权的发展趋势,也落实了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甘肃省的村民自治自实施以来,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激发了农民的政治热情,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简介: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观念最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其思想经历了从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文化主义”转向以西方民主和国家主义观念为基础的现代民族主义,最后再回到建立在“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中国“文明国家”论的过程,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思想的基本形态。梁启超从知识和学理上阐发了现代中国应有的民族、国民素质和文化认同基础,尤其是对纠缠当下学界的诸多文化政治问题,如公民德性与现代国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西方现代性困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都极富创见。在梁启超看来,国民意识、公民的独立与自由,乃是现代国家的立国基础,如何在国家独立与公民的自由德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契合点,依然是梁启超那一代思想家留给我们的重要问题。
简介:在现代社会,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既是公共政策形成模式变化的环境背景,也是其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前,在国家和社会高度重合的背景下,中国公共政策的形成模式是国家主导,这种模式与公共政策的现代性价值取向有较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公共政策形成模式正在由国家主导转向为国家为主导且国家与社会有限互动的模式。这一具有现代性价值取向的转型,表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始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与互动,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更加得到重视和彰显。而受当下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水平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制约,这一转型还有着渐进性、局部性和不均衡性等特征,其意义有一定限度。中国公共政策形成模式现代转型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国家—社会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国家和社会实现良性互动,使其最终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简介: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高度统一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引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方向,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助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认同,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全面提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在创新性和大众化上下功夫,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姿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展开对话。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才能切实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家综合竞争力,才能在世界文化竞争中占据有利形势,才能真正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