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卷入”南京大屠杀研究,是来历史所之前没有想到的,可以说是个“意外”。2000年春到历史所报到,适值当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所方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说资助是一方面,“国家项目”本身是一种评价。本来我完全没有申请项目的打算。因为虽然兴趣很杂,多年来也写过一些应景文章,但要胜任专攻一门的研究还有许多课要补;而且,我想“评价”应以结果衡量。当时对“项目”的形式也抱有偏见,以为真要有质量的完成一个学术课题,不能像生产物质产品那样限时限量。但所方语气恳切,不能不让人觉得力争获取是应尽的责任。开始拟报的题目是两宋之交的宋金折冲,这倒不是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心得,而是在我的有限阅读中,对这一时段的留意相对较多。最后怎么会选报南京大屠杀,今天已不复记忆,似乎是哪位同事说填表是件麻烦事,为免劳而无功,还是应选可能性大的题目。今天回想起来,在“前期成果”空白的情况下居然敢于申报真是有点胆大妄为。当时对南京大屠杀其实连最浮泛的了解都谈不上,但多年来我在翻览《诸君!》、《正论》等日本右翼刊物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议论时,除了“难以服人”的感受之外,确实也留下了“尚有待发之覆”的印象。如果说以后选择这一课题也不完全是出于偶然,这一双重印象是一个...
简介:<正>日本《史学杂志》第99编第5号载文回顾1989年日本史学界所取得的成就。现将有关元史及蒙古史部分编译如下,供有关学者参考。在元史研究方面有植松正的《关于元代江南的地方官任用》(《法制史研究》38),该文认为,在元朝攻克南宋后30年间,江南的地方官多为投降的南人。此后,为了防止当地的豪强勾结和世袭化的弊端,对选用南人进行了限制,结果导致了人才不足的局面,于是元朝将重开科举作为一项改变这种局面的策略而实行。这对以往认为重开科举是顺应儒生的期望及对汉人的怀柔,是一个新的见解。粤崎裕司的《支持元末方国珍之乱的戴氏》(《中国古代史研究》6)追述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