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以考证《学令》先读经文条为中心,对古代中国讲学的形成及其传至古代日本后的演变这一过程加以探讨。首先,《学令》先读经文条所见之讲学,由学生背诵经注的"读者"课程与他们听博士解释经注的"讲者"课程组成,课程中学生无需以书籍为媒介。这一点已由宋版单疏本的特殊格式证明。其次,通过分析山东省诸城县前凉台画像石墓的讲学图及四川省成都站东乡青杠坡三号墓的讲学图(均为东汉晚期),证实前者与"读者"课程相对应,后者与"讲者"课程相对应,说明学令讲学式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在古代日本7世纪后半期创立"大学"时,引进了唐代讲学。据四国德岛县观音寺木简、正仓院文书及《令集解》等资料可知,当时以音读(汉语发音)为前提的"读者"课程并不盛行,而以汉文训读为基础的"讲者"课程却发展迅速。这与重视读者(帖试)的唐代国学正相反。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学令讲学式逐渐衰落,只用汉文训读讲解经书的"讲书"方式得到普及。如上历史过程确定了日本中国学的特色与局限。
简介:通过以《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为例,借鉴“传播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等理论与方法,考察其在汉字文化圈的传布与相关问题。盖以此经虽属伪经,然宋以后传本不少.西夏、辽、金乃至朝鲜、日本、越南均保存有许多版本,甚至还有回鹘文本的保存。经考察,我们发现其流行阶段与传播路线呈现:唐宋时期,以西北为主,从唐代敦煌写本,西夏、辽的刻本,金的石刻经幢,到南宋的雕版印刷为一阶段;明代大量刻本印行普及,并透过传输,进入东北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越南,为东亚汉字文化圈接受而有翻刻、谚解,此为另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