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评介了近十几年来一些国家的离婚法改革,分析了其客观效果,并且提出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离婚制度的具体设想.

简介：古代中国在起诉制度上往往都设置诸多限制与障碍，最大限度地阻碍当事人之诉讼。这与古代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古代中国崇尚和谐，为追求和谐，营造无讼无争的境界，统治者设置了种种诉讼障碍，防止因诉讼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氛围。而探寻古代中国对诉讼设置诸多限制的种种表现及其根源所在，对于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而言，无疑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简介：李大钊的调和论内涵丰富,对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其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中都渗透着调和思想,这种调和式教育思想对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李大钊调和思想、教育思想的相关论述及教育实践活动中发现其调和式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汲取其精髓,挖掘其在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对当代教育改革的重要启示。

简介：相比团体与团体成员人格界限清晰的罗马式团体人格，日耳曼式总有可谓“团体者与其构成成员间，具有不即不离之关系”，这体现了以团体财富共同使用的稳定性要求．制衡服务于交易效率的法人绝对所有权的保障观念。这使总有团在退出历史数百年后，其原则与技术方法却可在今日中间团体（如农村集体组织）、更小的团体（如社团制企业法人）及更大的团体（如国家组织）中延续，以成制约团体人格独立性异化发展。保障团体成员财产利益分享的积极因素。总有之于法人制度的启示，正是基尔克所谓向罗马式私法中“渗入的一滴社会主义的油”之说的具体表现。

简介：在20世纪90年初期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取得时效制度重新出现在俄罗斯法中，但是由于苏维埃立法的特殊性导致取得时效制度在俄罗斯的司法实践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尤其是在取得时效构成要件的认定、取得时效期间的计算和取得时效案件的程序适用上，凸显了转型国家在法律制度转换过程中的艰辛。

简介：邪教是当代社会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而且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然的现象，是人类社会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必须面临的、不能回避的挑战。为了能协同一致对付这种挑战，对邪教应当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在目前大量新兴宗教与少数邪教并存的情况下，应当使用NewReligion指称新兴宗教，用cult一词指称邪教。新兴宗教的主要特点是反传统，怀疑传统权威而向神秘主义复归；邪教是新兴宗教极端化的结果，它具有毒化心灵、聚敛钱财、残害生命、危害社会的反人性、反社会、反人类的邪恶特点。邪教是人类社会的公敌，世界各国对本国邪教(组织)都是通过立法予以坚决打击的。

简介：<正>不久前,我率江苏司法代表团访问澳洲,对澳大利亚的律师制度,重点是律师事务所的建设,律师工作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以及律师协会如何发挥自律作用进行了实地考察。参观法院,走访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旁听开庭,与法官、律师及相关人员座谈交流,如此等等,可以说看到了许多,听到了许多,也由此而引发了我们在更广泛层面上对江苏律师工作发展有关问题的许多思考和感想。

简介：一、法学的理论认识功能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多把功能、职能、作用三词混同作用。认为分开使用无多大实际意义。我们的认识正好相反。当然，任何事物的功能、职能、作用是密切联系的，不能截然分开。但是三者并非完全等同。功能多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功用和效能。职能多指事...

简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法国开始设立刑罚执行法官，后经多次立法而不断调整其法律地位和职权范围。2000年以后，刑罚执行法官不再是司法行政官员，而是真正的初级司法官。当前，刑罚执行法官是法国刑罚执行的核心角色，规划并监督监狱内剥夺自由刑的执行条件和执行方式，以司法程序决定刑罚执行调整措施，并负责对开放环境下的刑罚执行进行跟踪监督。我国也应当设立刑罚执行法官，使其负责自由刑变更执行措施的审理及撤销，并对刑罚执行进行监督。设立刑罚执行法官还必须解决好制度衔接问题及现实问题。

简介：黑社会犯罪已成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黑社会犯罪都将是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相联系,有相当的影响和经济实力,有隐秘的组织形式和纪律,在一定范围内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秩序的集团性犯罪.剖析我国十多年来的"扫黑"除恶斗争,应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简介：在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如何对待法传统，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长期以来，人们为此争论不休。肯定者认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不能抛弃法律文化传统，中国法传统可以成为中国法治社会的文化资源；否定者则认为，中国法传统与法治文明格格不入，它不但不能为法治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内容，而且会阻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它是必须被抛弃的文化糟粕。

简介：当代中国宪法与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中国宪法尊重习惯的客观存在，当代中国宪法在序言、正文中对习惯进行了肯定和明确的认可，确认了习惯的正式法律渊源地位。当代中国宪法通过基本权利的规定、国家结构职责的规定，具体保障习惯，使宪法认可的习惯能够予以实现。当代中国存在许多宪法习惯、宪法惯例，我们应当更全面、更理性的认识当代中国宪法的习惯，更重视内生规范的总结。

简介：<正>本论文的目的是探讨英国的法社会学研究领域现状的各个方面。其日的特别是,说明近年对法社会学和对社会与法律的研究的兴趣显著地增长,这件事是同英国把法律看作职业和学术领域的某些特殊情况相关联的。此外,本论文将阐明英国法学研究现状。此项阐明反映:作者对于当前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的争论所抱的态度,远不是中立的。因为我的观点不

简介：继“外国法律文库”之后,我国法学界的一批青年学者又推出了一套翻译丛书:“当代法学名著译丛”。这套侧重法社会学与法理学的丛书的出版不仅使中国读者可以读到一批近二十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名著,对于推进中国法学向纵深发展,乃至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镜和思路也必将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中国的比较法学研究从中获益也是当然的。作为主编,季卫东博士为译丛各书分别撰写了一篇导引性的评介,这些评介文字建立在作者对各派学说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不仅有理论上的深度,而且也照应到各派学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是很有价值的评论作品。本刊征得季博士及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编委会同意,选出其中五篇在本刊先行刊出,并附登译丛总序以及第一批十种书目,以便读者了解丛书概况。该译丛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精印出版。

简介：刑法教义学的发展，是当代中国刑法知识转型的重要标志。理解当代中国刑法教义学，既要从法教义学的普遍立场和一般方法论出发，也要充分认识中国刑法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刑法教义学的引入不意味着学术主体性的丧失，应当区分法教义学知识与法教义学方法。要仔细甄别域外教义学知识与中国刑法语境的兼容性，积极引入没有语境障碍的教义学知识，并运用教义学的一般方法创造立足本土的新教义。中国刑法教义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体系性，同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体系封闭和僵化保持警惕。社科法学的研究不会对法教义学形成挑战，而是提供了资源和助力。法教义学有能力回应和解决疑难案件，在广泛吸收多学科知识并充分考虑利益、价值等因素的同时，仍然保持法律场域中法教义学论证的独特性。法典化国家的历史现实，决定了法教义学是法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但绝非法学研究的全部；法教义学应当充分尊重其他法学研究方法，虚心学习、共同繁荣。

简介：基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英关法系国家司法制度中，对法官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甚至对充任法官者的年龄、资历、性格，以及法庭仪式、法官装束等都达成了诸多共识，形成独具一格的法官文化。这对于保证法官独立、司法公正、公众对司法判决的服从乃至法律信仰都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简介：中美两国邪教组织犯罪最根本差异在于我国邪教危害国家政权稳定性，美国在我国扶持邪教组织，并指责我国违反宗教自由和侵犯人权，其目的是借助邪教危害我国国家政权稳定。正是因为这一根本差异，对邪教立法我国采取了“预防原则”，美国则采取了“追罚原则”。抓住我国邪教的政治性问题，进而消除或缩小我国阶层分化和贫富分化，能够从根本上遏制邪教，而美国因心理和宗教因素产生的邪教很难得到遏制。

简介：西方当代文学阅读理论的多向度展开首先表现在对阅读本质的不同理解上，并产生了多种看法：阅读即解码、阅读即对话、阅读即意义空白的填补、阅读即品味的区隔、阅读即“互文”；当代西方文学阅读理论中关于阅读心理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并形成了多种文学阅读心理理论：认同论、完形论、同化论、内摄论、极乐论；对读者类型的研究在当代西方文论中才真正进入到一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并形成了多种有关读者类型的看法，主要有：虚构读者、真实读者、隐含读者、理想读者、冒牌读者、模范读者、超级读者、内行读者、抗拒的读者。这些理论的划分目前还未必十分成熟，但无疑都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追求，对它们的了解有助于推动我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实践和批评理论的建设。

简介：自20世纪60年代马普案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开始适用于各州。然而，在美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而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判例法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在理论基础方面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受到限缩。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哈德逊案、赫尔英案以及戴维斯案的判决尽管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判决，但是，这些判决不仅进一步限缩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而且，其论证逻辑也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命运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简介：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立法难免对性道德问题进行回应。在理解道德立法方面，我们可以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有关论述中得到启发。在论证道德立法的正当性问题上，结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性道德领域内的判例，我们将道德纳入立法的表现形式归纳为社会秩序、公共道德和社会环境。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道德回归和社会价值观重建的时期，立法无法避免要对性道德问题进行回应。我们一方面应当谨慎对待立法的道德化，防止立法对私人道德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需要发扬民族传统道德，发挥公共道德对社会价值整合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