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前,＂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已经拉开帷幕。此项改革旨在促使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外延、改革路径,＂以审判为中心＂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庭审实质化、庭前会议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的关系,还未形成定论,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在此背景下,本刊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审判中心研究＂创新团队组织本次笔谈,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等角度展开讨论,以期为此项改革提供智识支撑。

简介：死刑废止论和死刑存置论都可以从对方的论据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理论上没有准确界定死刑存废问题的实质。从现实中考察，全面废止死刑，往往受到民众报应观念、国家秩序观念的重大阻碍，给死刑的废止带来维持报应、社会治安、罪犯矫治等难题。以社会之角度来看，死刑是存还是废，取决于社会能否适应。

简介：作为义务来源作为认定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的依据，在整个不作为犯罪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不作为犯罪的成立范围。在理论和实践中，作为义务来源问题常常引发争议。深入研究作为义务来源，对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简介：民法法典化是几代中国民法学人的梦想。然而，自1954年第一次起草民法典以来，虽然中国先后四次启动民法法典化工作，但由于受不断变动的经济体制的影响，或者受法典化研究和起草水平的限制，之前的历次法典化运动都无果而终。200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产生新的民法典草案。

简介：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使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做出扩大解释,以实现处罚的妥当性。在解释构成要件时,不能脱离案件事实;在遇到法律疑问时,不能将有利于被告人作为解释原则。实质解释论同时维护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既有利于实现处罚范围的合理性,也有利于实现构成要件的机能。

简介：自不动产登记制度创设以来，登记机构便面临着这样的困惑：面对申请人的登记申请，登记机构究竟应审查到何种程度才能给予登记，而审查的程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就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形式审查主义，另一是实质审查主义．两种观点孰是孰非，莫衷一是。

简介：预算法定是预算民主的产物，其形式意义在于保障支出必须且只能在预算规定范围内进行。然而，在预算法的制度框架之下，形式意义的预算法定面临失灵的困境，预算对支出失去约束效力。实质意义的预算法定放松了对预算执行者具体支配资金的行为约束，拓宽了预算事前授权的范围，与此同时将规制重心转移至预算资金使用的重大变动、预算执行过程以及影响预算执行的外部因素上，使预算效力重新得以实现，并确立了立法者与执行者预算权配置的新的平衡点。我国《预算法》的修订应当以实质意义的预算法定为方向，建构适应其要求的制度体系，扩大预算授权范围，确立预算变更的多元可控机制，规定绩效预算的基本框架，制定宏观总额控制规则。

简介：庭审实质化是刑事审判活动的应然要求,但庭审虚化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将审判方式从审问式转为控辩式,为摆脱庭审虚化现象、推进庭审实质化奠定了基础。为了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需要完善举证、质证和认证规则,充实法庭调查和辩论程序。与此同时,还需推动刑事审判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从“伞形结构”向“三角形结构”转变。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兼具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色彩,但它并非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受到文化传统、司法体制、刑事政策、资源状况等多重因素限制,体现出明显的混合性、过渡性和变动性。综合考虑制度路径、立法技术、法治环境等方面因素,我国宜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和维持卷宗移送主义,并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细化直接言词原则的例外情形和加强案卷移送制度自身的正当性。

简介：刑法实质解释与刑法形式解释之间不是完全独立的方法论,而是呈现对立统一关系。刑法实质解释有利于解读犯罪构成的内涵,也有突破罪刑法定的风险,对刑法实质解释的适用界域应合理定位。从刑法实质解释与犯罪构成的关系看,刑法实质解释一般出现在法律疑难案件中。刑法实质解释结论不但要符合刑法规范与立法精神,还要与公众认同相一致。

简介：“以审判为中心”已经成为司法改革中的热词，审判中心主义的含义要比当前司法机关诠释“以审判为中心”内涵更为丰富。本文试图解释审判中心论与诉讼阶段论的对应关系，揭示“以审判为中心”内涵限缩为以庭审为中心、增强庭审实质化背后的原因，以及侦查重心形成的深层结构原因，就以庭审为重心涉及的庭审实质化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要使审判变成真的审判，需要起诉状一本主义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不进行这些改革，以审判为中心难以持久和固化。

简介：法律推理不仅是法律逻辑研究的核心概念，而且是法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从概念上把法律推理区分为法理层面和逻辑层面，分析了法律逻辑学家困惑的根源所在，认为“实质法律推理”概念的提出并没有给形式法律推理之不足提供一个逻辑上的补缺，进而提出了非单调推理是法律推理逻辑基础的思想。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只要引入非形式逻辑理论，就能比较令人满意地解决目前法律逻辑学家的困惑以及法学家们的质疑。

简介：<正>司法改革尚未实质运转"没什么人能做到比较超脱。"上海80后法官林菀谈论法官圈同事、朋友的心态时这么说。林菀工作的基层法院在上海市郊区,辖区内案件以民商事案件为主,刑事、行政案件和知识产权、金融类案件较少。尽管案件受理量不如浦东等发达区域多,他们仍要"开足马力"干才能

简介：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秩序,法律与正义相伴随,同样,作为法律体系组成部分的冲突法与正义也是一种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冲突法并非仅仅追求冲突正义而不关注实质正义.其实,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也并不是相互抵触的,其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可谓是殊途同归.而且,尽管在20世纪末以前传统的冲突正义仍然保持其主导地位,但随后实质正义已经明显地渗透到冲突正义的思想之中,因而呈现出了冲突正义向实质正义的嬗变和发展之趋势.但是这一趋势并不表明传统的冲突法规则因为要追求实质正义而被舍弃,其价值至今仍然不能被完全否定,且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冲突也是完全可以得到衡平的.

简介：刑法解释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然而，这两种解释论，无论是从解释结论，还是从定罪思路看，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差别。人们在具体案件上的争议来源于一些实质性的分歧，而与不同的解释立场并无关系。从而，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不过是一种学术姿态上的分歧，或者说，是一种口号之争。此外，本文还将揭示，这种口号之争依赖于诸多误解而存在，它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智力资源，还可能对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不利影响。澄清这些误解与批判这一虚构的对峙，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必要性。

简介：国际私法的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注重相关实体法的具体内容，而不像形式主义法律选择方法那样强调立法管辖权的选择。12世纪意大利后注释法学派代表人物阿尔德里克的“结果选择理论”是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早期形式，20世纪美国著名冲突法学者利弗拉尔的“较好法律说”则是实质主义法律选择理论的典型代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对立的实质在于法的确定性与公平性之间的矛盾。在调和两种价值追求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德国1999年《民法施行法》修正案与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相比更加有效。

简介：刑事卷证以侦查卷证为蓝本,对刑事审判产生决定性影响。庭审严重依赖刑事卷证,是以侦查为中心的表现,同时使控辩不平等,庭审虚置化。其主要原因是官僚体制对文书档案的依赖,充分信赖公权力机关以及司法传统的影响。其消极后果是侦查卷证主导审判,庭审以刑事卷证为中心,庭外裁判也以刑事卷证为基础。要消除刑事卷证对庭审实质化的负面影响,就应该采取措施防止庭前法官阅卷产生预断,庭审实现直接言词审理,对庭后裁判做出限制,使庭审真正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

简介：引言（一）问题意识法律的理性这一命题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率先提出的。韦伯将“理性”的法律，定义为法律命题及原则的一般化、法律规范的体系化以及自逻辑分析的方法阐释法律命题与社会行为的意义。法律的理性有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分。在韦伯看来，形式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实质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判断。形式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理性；实质理性则基本上属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

简介：专利实质条件为发明创造获取专利保护的准入条件.受新技术的影响,专利实质条件趋向宽松,可专利保护主题范围不断扩大.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在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框架内,我国应对新技术领域内的专利申请,严格各项专利实质条件的标准,防止专利保护门槛的降低,并积极参加有关国际条约的制订,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简介：<正>二难推理是逻辑学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推理形式。它是由两个假言判断和一个二肢的选言判断作前提.并根据假言判断和选言判断的逻辑特征进行推演的推理。这种推理形式常常用于论辩中,论辩的一方说出具有两种可能性的大前提,使对方无论肯定或否定其中哪一种可能,都会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故称二难。在司法工作的实践中,二难推理常常运用到。

简介：作为一线行政执法经验的总结,行政惯例对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具有引导作用,是裁量基准重要的实质渊源。实践观察显示,行政惯例对裁量基准的制定既具有弥补成文法律规范漏洞、保障相对人信赖利益等正面效应,也具有滋生裁量怠惰、导致行政专横等负面效应。为此,应当通过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和适度司法审查制度,规范行政惯例对裁量基准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