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民权利观念的进一步凸现，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特点。探讨权利与利益、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对于确立正确的权利观十分重要。“利益”是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及其满足。“权利”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形态的产物，是基于人的独立性和维护人的尊严的主体对利益诉求的资格确认，是人的尊严的“护身符”。“权力”或“公共权力”则是一种支配性的强制性力量。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不仅不能侵犯而且要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为此，公共权力应有所限制和受到监督，公共权力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也不能任意侵犯个人的权利。

简介：政治哲学对权力的研究,始于对唯灵论政治应然的摆脱。在摆脱诸种唯灵论逻辑起点之后,政治哲学才开始对权力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在这其中,马克思对权力问题进行了四重呈现:权力的物质性、封闭性、媒介性以及历史性。一定的历史发展水平及其现实条件,催生时代性的权力维度力量对比。对这种力量对比,只有在物质性的角度,也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进行研究,才能揭示真实的社会运行状况。权力是封闭性之中足够程度的关系优势。只有在封闭性之中,力量的消长才会引出权力地位的反转。并且,离开了封闭性,可逃遁的弱势群体会使权力成为无对象的空洞。关系性优势的确立,依靠的是优势社会阶级所主导的社会关系建构媒介。权力格局的更迭,伴随着社会关系建构媒介的转变。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开始重视研究政治权力问题。人类社会系统四大类型体制结构是树结构,树—果结构,果—树结构以及果结构。在对这四大类型体制结构进行述评的基础上,阐发加快政治权力结构改革和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管见。

简介：<正>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宣告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全球冲突开始.它主导20世纪的政治学并重新划分了现代意识形态版图。在中心,渐进的"西方"社会民主与革命的"东方"共产主义间形成了一道痛苦的裂痕;在边缘,由于对苏联经验完全对立的解释,出现了一些分裂的群体。从此以后,社会主义便随着战争本身在组织上与意识形态上走向解体。

简介：列宁主义政党以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保证了权力的高效运作,影响了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政治样态和政治发展模式,其中政党的权力授受关系是重要因素。在列宁主义政党的发展史上,民主授权与科层授权是党的权力授受的两种路径选择,共同塑造了列宁主义政党权力授权方式。考察权力授受关系有助于理解列宁主义政党权力实现过程的合理性与不足,以规范化的授权机制改善党的权力授受方式,实现政党能力的全面提升。

简介：现代国家一般都声明国家权力为人民所公有,这一权力体现为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受益权等.制度设计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科学的划分;坚持法治原则,做到依法授权用权和依法制约监督权力.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奉行的"主权在民",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的人民当家作主,各国的政治设计和实践,都力争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体现出国家权力运行的一定规律.

简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健全党的权力规则体系。党的权力规则体系是由全党共同制定和执行,并以党内法规、政治规矩与工作制度相统一的形式表现出来,旨在规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权力的全部规则的总和。这一体系是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命题、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的当代命题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命题的统一回应。同时,建构党的权力规则体系必须确立权力运行原则、权力运行边界和权力运行过程。

简介：不同学者对权力研究的视角会有所不同，如尼采把权力意志作为未来的科学，罗素专注于权力的形态转换，福柯着力于受操控的权力微观领域等，而关于马克思的权力视角，因为其在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许多学者都自然归之于资源、经济领域，这种认识有失偏颇。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的权力理论研究，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可以析出一条权力理论的模式路线：以权力的可交换性为起点，以权力不平等的内在化为过程，以权力的不平等改造为手段，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权力不平等内在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概括出类商品属性理论、场理论、结构形成理论三种理论模式。

简介：用制度建设编织'权力之笼',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腐败新思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行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反腐败问题提高到事关国家、政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就如何认识和解决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在腐败成因上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固然重要,但制度上的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创造性地提出制度缺陷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秩序失范、腐败现象严重的深层次原因,提出用制度建设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基本的方法和途径,并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科学地构建了制度治腐的理论框架。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使得国外奢侈品逐渐走进中国消费者的视野，成为大众消费者梦寐以求的消费目标。消费视阈下的奢侈品消费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消费活动，不仅表明消费者个人对商品物的使用权，同时也表明消费者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同时更重要的是表明社会对消费取向的诱导，促使奢侈品消费陷入集体无意识状态，使得奢侈品消费的权利诉求走向自身的反面，具有辩证的性质，最终确立资本逻辑对所有消费者的总体操控权。

简介：本文详细地阐述了邓小平权力观的基本内容,并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对邓小平权力观的继承和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权力观对党的执政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

简介：关于陕南地区近代以来的乡村社会变动，史学界一直都很少涉及。陕南各县在先后获得解放后，党在陕南适度地开展了一些土改。土地关系一定程度的变动，改变了当地的阶级构成、经济状况，也为基层权力的重构打下了基础，以此掀开了陕南社会变革的序幕。

简介：农村工业化是解决中国宏观经济中内需不足的根本途径。实现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标志。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和目的是通过发展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力大幅提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农村工业化关乎中国工业化目标的实现。积极引导国内产业的梯度转移是推进农村工业化乃至整个中国工业化的战略路径。

简介：孟庆延在《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撰文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着深刻而重要的历史意涵: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阐释当时乡村社会危机成因的重要工具,也是实现大众动员的权力技术,更是革命政党以马列主义普遍原则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中介机制。

简介：公共领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极权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系统（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合一）与生活世界对立，是人民群众的被奴役和边缘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拥护，没有人民群众支持的权力等于暴力。公共领域作为公共意识得以形成的领域，直接构成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因而，维护还是压制公共领域成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分水岭。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理论，本质上是提出了一种超越西方议会制民主的新形式。不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简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迫切需要对自身功能重新定位，以适应和引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只有大胆创新，与时俱进，才能在新形势下实现政治领导功能、致富带动功能、民主建设功能、维稳倡新功能，真正发挥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

简介：本文以希尔写的约翰·康福德的诗为例分析了《公民权力摘要或备忘录》一诗中的施行语言、政治与诗歌的暗示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现代诗歌不能达到言语和行动的统一,但通过诗歌施行语言的暗示,诗歌却可以对公民权力和政治事务产生行动的效果。

简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在旧中国，由于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沉重剥削和压迫下，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因此，重视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既是保障农民利益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顺利发展的重要问题。

简介：农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和后发优势，其发展状况是决定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败的关键因素。基于唯物主义史观审视，我国农村发展在经济发展全局中的具有重要性：发展农村能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符合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认识，也符合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过程。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农村还存在很多问题，“十三五”时期，农村发展面临机遇，又面临新的挑战。要准确定位农村在我国经济拉动中的战略意义：在改变我国消费力不足方面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凸显；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战略地；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好生态的重要依托；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后发驱动力。

简介：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些城市周边的农村出现了一批集中居住的新型小区。有些小区中存在着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缺乏管理、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缺位、管理制度无法落实等突出问题。为了破解此类小区的管理难题，成都蜀光社区发展能力建设中心在成都市金堂县磨盘山村的聚居小区开展了可持续管理试点项目，项目目标是探索农村聚居小区可持续管理的有效途径。主要通过运用参与式方法，对聚居小区管理小组和住户进行能力建设，推动社区群众自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在具体做事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符合社区实际情况的可持续管理机制。该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现了管理人员、管理制度和管理经费的可持续性，为农村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明确管理主体是前提，好的制度设计是基础，外部社会组织是必要的协助者和陪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