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前，以泛在网为基础建立的泛在社会正在形成。在泛在社会的社会治理中，技术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泛在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信息通信技术是泛在社会技术治理的关键，如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很好地推动了技术治理的施行。但由于技术治理本身的局限，信息通信技术在推动泛在社会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一些社会风险。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规避其社会风险，对泛在社会的发展、技术治理模式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如果我们想要追求公正和可持续的富裕社会。就必须超越从苏格兰启蒙运动以来就主宰了西方经济学的“财产经济学”（economicsofproperty），而转向一种公民供养经济学（economicsofprovision），后者以公民规范为经济活动的基础，把经济作为整合的系统来构建，这样的经济系统所提供的是我们有理由珍视的东西。“供养系统”概念整合了不同的经济部门。诸如互惠等公民规范能为所有人提供财富。

简介：哲学中的形式化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形式化哲学是一个有危险的行当．它既需要得到复兴，也需要增加与其他非形式化哲学之间的互动。哲学逻辑中常见的神秘风格必须让位于对形式模型与促进其发展的哲学概念和议题之间的成问题关系的明晰讨论。

简介：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数学化,它大致由科学的几何化与几何的算术化两个方面组成,前者为近代科学提供了理念,后者则是实现这一理念的重要方法。这种数学化在近代大获成功的同时,也由于形式化和技艺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意义的沉淀、变更和抽空而导致对其自身起源的遗忘。以严格科学为目标的胡塞尔现象学,正是试图通过对起源的追问来恢复对科学的整体理解。

简介：西方逻辑在传入中国之初曾经历了一个“逻辑名辩化”的过程，即用中国旧有名辩的语汇和理论来翻译与诠释传统逻辑的术语，以便后者更容易地为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所接受。尽管逻辑的名辩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刺激了对中国古代名辩的研究，但其本身在总体上并未取得成功。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深入思考传统逻辑与名辩的关系、反思“名辩逻辑化”的理论得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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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二战以来，发展观经历多次嬗变，从发展客体论经济发展主体论、主—客钵相关论转向全球多极主体交往论，展开了一个复杂变化的历程，同时也展现了发展观全球化转向的清晰轨迹。本文认为，二战以来国外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在分析范式上表现为发展观的全球化转向和思维方式上的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发展理论的全球化转向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简介：＂培养＂一词意涵丰富,原指农作物的培植,但被孟子和阿奎那用于描述德性修养的复杂过程。他们都认为,人的德性之端或种子受之于天或上帝,是人性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培养才能发展它们。只有培养德性,才能实现人性,并最终实现人的天命或终极目的。对二人来说,乐于为善行德,才是德性的真谛。尽管二人在人性、德性以及德性的培养等问题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彼此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人之为人需要培养德性之端,而在德性培养中心志情感、人伦关系和成长环境等尤为重要。阿奎那则区分了自然之德与神学之德,发展了潜能与实现等概念,强调培养德性就是培养习惯,突出理性的地位,从而较好地应对德性培养中的成功与失败问题。

简介：这里所说的“西学”一词,是一个泛称,最早出自17世纪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撰述的一本书的书名：《西学凡》.这是相对于“中学”而言的泛指西方学术的一个术语,其中就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西方哲学、神学等重要思想.这种介绍伴随语言翻译而出现了大量的新学术用语,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乃至碰撞,历史上称之为“西学东渐”的现象.

简介：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地区的现代化比大陆要早一拍,在20世纪60年代就实现了经济起飞,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台湾与大陆在文化和种族上都有着更密切的关联,所谓血浓于水。正因于此,在很多方面,台湾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对于今后我们如何发展儒学,同样亦不例外。

简介：人权的侵犯涉及到人权的不实现和人类行动者与这种不实现之间特定的、主动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可能是互动性的;但当行动者联合设计和施加一些制度安排,以此造成人权的可预见和可避免的不实现时,这种因果关系也可能是制度性的。现有证据表明：一、大约一半的世界人口,其基本的社会和经济人权尚未得到实现;二、较穷一半的人类正在遭受全球家庭收入份额的迅速下降（目前份额低于3%）,就其原因而言,超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承担重要责任。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像我一样的人--有影响力国家的富裕公民--联合起来大规模侵犯了全球穷人的人权。我们多数人觉得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但这并不能抹杀这个结论,因为他们既没有调查人权不实现的制度性原因,也没有研究相关制度改革的可能性。

简介：朗基诺的“批判的情境经验主义”(CCE)是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SSS)与科学的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首先,理性—社会二分法对SSS是不公平的,它来自科学哲学。该二分法以及规范认识论观念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康德对事实问题与权利问题的区分。规范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念,而SSS的对象则是科学实践。情境经验主义与SSS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朗吉诺试图通过“批判”来规避后者的相对主义。但是,SSS并非知识相对主义,它将科学理解为“某处之见”,规范性是不必要的。

简介：以中国的科学实践哲学研究为例，追溯了科学实践哲学在中国的缘起、沉寂与现状．展示了科学实践哲学在当今的蓬勃发展以及各种研究的境况；提出了中国的科学实践哲学研究的不足与问题。同时指出，如能够对这些不足做出积极回应，中国的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会有很好的前景。

简介：反讽在罗蒂政治哲学中呈现出三副面孔。即反基础主义、私人游戏以及哲学家的去圣化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反基础主义意味着否定了哲学证成政治的可能性．否定了理性主义证成自由主义的可能性。私人游戏是说哲学家只能在私人领域从事创造性发明，而不能僭越。这两层含义的必然结果是使哲学成为私人事务，使哲学家走下社会立法者的神坛。而反讽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德行必然要求他们在公共领域不断揭示社会无所不在的残酷，提供社会希望。哲学家若想在公共领域发言，必须改变身份特征成为知识分子，而且要注意公共修辞。

简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

简介：把观念史视为哲学史研究的变体与扩张,应该注意在经典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寻得其根据。其要点是观念史研究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现成的经典世界之中,而应该也可以从现实生活世界及其变迁中获得动力。注意到能够发挥原始作用的现实生活世界与既有的经典世界的互动,不但能够更真切地理解观念的变迁,而且由于把视野扩展到与哲学相关的更广阔领域,实际上也可能改绘经典世界的地图。

简介：布兰顿的规范性实践概念主张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立场。这对关于规范性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依赖于“理性空间的社会化”，才能说明：（1）因果事件等非规范性存在如何能进入规范性理解的视域；（2）隐性规则如何既能前反思性地引导行动者，又能具备清晰阐释的可能性；（3）规范性解释的有效性如何既是客观的．又是在交往实践中可修正的；因而，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才能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构建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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