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襟抱本无垠——从杨度生平看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知识分子

张国栋

 

【摘要】：杨度一生政治立场，经历了从忠于清廷到君主立宪、助袁称帝再到民族革命直至共产主义，这些次转变是近代中国几种思潮具体代表体现。中国的意识形态也从封建帝制逐渐过渡到民主共和国，杨度推动了历史的走向，时代也改变了以杨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

【关键词】：杨度 近代 知识分子 转型

 

引言：

杨度（1875-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奇特的政治活动家，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早年留学日本，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并与杨笃生创办《游学译编》。1906年为清政府出洋考察五大臣起草考察报告，翌年主编《中国新报》，主张君主立宪，后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辛亥革命爆发后，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撰《君宪救国论》，发起组织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袁死后被通缉。此后向往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曾多方营救。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工作。1931年病逝于上海。

杨度的一生政治立场为何如此多变？只有将其人置于晚晴直至民国的大时代中，方能一窥原因。

一、旧学

杨度出身于一个湘军背景的家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1][i]。”他的祖父杨礼堂是早期湘军的一名低级军官，隶属于李续宾部，凭借军功任正四品。阵亡之后，他的长子杨瑞生荫袭了军衔，并最后长期在曾国荃的吉字营中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先后参与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作到了河南南阳镇的总兵，实为光宗耀祖。

杨瑞生的四弟杨懿生是一个旧式的文人，擅长诗书画，却难养家糊口。先是在乡里务农、做吹鼓手，后在大哥杨瑞生的庇佑下，做了一些小官，但是不久便因贪酒而去世。留下二子一女，长子即杨度，当时6岁。

杨瑞生彼时无后，遂将四弟的三个儿子过继过来，视如己出。杨瑞生官至总兵，生活条件基本优越，所以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

1888年，杨度拜入王闿运门下。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自幼起便发奋苦读，十五明训诂，十八通章句，二十而言礼，知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体用，进而述《春秋》微言，博通诸经，二十一岁中举，后入曾国藩幕，游京师，以布衣而动公卿。他不以文人学者自限，自青年时代就留意海内鼎柱人物之动向，欲辅佐其人以成就非常之业，自己亦随之而名垂青史。王闿运先是看准了湘军统帅曾国藩，以为他能创建光复汉族江山之伟业，结果遭到了曾氏冷遇；他随后转投满清顾命大臣肃顺，将其视为底定大清皇朝乾坤的人物，但肃顺刚愎自用，颇令其失望，王氏慨而离开，不再过问清廷官场之事，潜心于经史研究，肆力于诗文创作。王氏既是三湘一大文豪，更是一大名士。与杨度一同的同门弟子，还有夏寿田、齐白石等。

在王氏门下，杨度充分学习了王闿运的帝王之学，王闿运也是尽力传授。期间杨度参加了一次科举会试，然而名落孙山，便在返回湖南后醉心于研究王氏的帝王之学。

考虑到时代背景，杨度早年的活动经历及所受教育是不难理解的。在当时，虽然距离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四十余年，但真正思想领域的革新还方兴未艾。杨度的帝王之学，承袭的是王闿运的学问。而王闿运，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上，一个普通的大儒。这时的社会环境，还是非常的封建与保守，近代史上重大变革还没有走入思想领域。所以，旧有的农业经济主导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主流的儒家思想，构成了杨度的帝王之学。也为之后杨度奔走于君主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新知

早在1894之际杨度第一次参加科举时，“我年十八游京畿，上书请与倭奴战[ii]。[2]”恰逢康有为等人发起公车上书，杨度亦予以附和，并由此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并接触了谭嗣同等人创办的《湘报》，接触了西方书籍之后，思想便有了转变。

杨度在日记中，1896年提及西方时仍以夷狄称之，并称日本为倭奴。1897年，仍称夷狄，开始使用西文、洋书字样，表明其观点之转变。1898年使用“夷”、“狄”字样明显减少，开始赞美兵家利器。到了1899以后，杨度不再用“夷狄”来称呼西洋诸国，而是以西人、西学来称呼。这些都具体而微地解释了杨度受西学熏染渐深的状况，表明其思想观念已有较大改变。[3][iii]

杨度对西学的接触日多，兴趣渐浓，背离老师王闿运的观念渐行渐远。王闿运叹息自己教授杨度十余载，尚不如其朋友短短两年影响之效。

1902年时，杨度逐渐挣脱王闿运的束缚，决心赴日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用仅仅三个月学会了日语，苦读群书，在讨论国内形势、变革举措中高谈阔论，成为留学生领袖。并且在这第一次赴日学习中，主要关注从面是教育层面，与当时的大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就中国问题都有过深入的交流。并于1902年创办了《游学译编》。在回国后，已与王闿运的旧学思想相去甚远。

在甲午战争之后，洋务运动破产，维新变法成了新的风气，新学风气逐渐渗入。中国人对于现代文明的理解，由器物转向制度，由西欧转向日本在内的列强。日本在当时来看，崛起速度快，国情、民风相仿，距离又近，又刚刚战胜，所以当时的留学生留学日本成了主流。这种风气在杨度身上有具体的体现。同时在杨度回国之后，又鼓励了一批学生赴日学习，也推动了这赴日留学潮。

三、君宪

1903年7月，杨度再次参加科举，不过这次是经济特科考试。杨度与梁士诒策论优异，受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但因梁士诒的名字与康梁有关，杨度非但功名不成，反倒遭遇通缉，亡命东渡，再赴日本。

在这个时期，他把再次落第的情绪转化为排满情绪。因此，他创作了《湖南少年歌》这一爱国诗篇，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4][iv]”的口号，对当时留日的爱国青年起到的震撼作用，唤起了千千万万沉睡中的中国少年。同时在学生运动中积极参与事务，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与梁启超私交甚密，同时也与宋教仁、汪精卫、秋瑾、陈天华等革命党人建立深厚的友谊，虽然杨度本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

1906年随五位考察各国宪政大臣出访的熊希龄专程来到东京，找到杨度，劝杨度替五大臣起草有关各国宪政的报告。杨度欣然答应，主要原因在于：杨度本来就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其思想与清政府欲实行君主立宪的想法是一致的。他通过在日本期间对日本政治的感受，坚信日本的君主制和宪政，对于中国都是必要的。他认为，中国实施宪政应分为三个步骤：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推行宪政。为此，他写出两篇大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在此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开始了。杨度本人业余1907年创立宪政讲习会，推动宪政理念的推广。并在张之洞、袁世凯等旧友的奏保下，任了宪政编查馆的四品提调，并且领导了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但清政府无意于宪政，《钦定宪法大纲》的专制性和九年期的预备立宪，都让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失望，让革命党人愤怒。

在不满声中，辛亥革命爆发了。倘若革命成功，必定是共和制的胜利。中国是行君宪还是民宪，杨度认为应该诉诸民意，便与民主立宪代表汪精卫联名发表《国事共济会宣言书》，成立国事共济会，可谓率先实行两党制。但这种温和的方案，显然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 所以国事共济会必然流产。杨度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以北方即袁世凯的代表与南方革命党人谈判，并转向赞成共和，并暗中献兵变“妙计”助袁，成全了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愿望。但在共和政体时期，内阁里没有杨度的一官半职，杨度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并思索自己的前途。

之后杨度的思想从共和退回到君宪。早年的思想更多是讲立宪的好处，不过到了这个时期他更多讲的是中国不适合共和，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当然，他也反对像晚晴政府那样假立宪。但杨度看不透袁世凯也是假立宪，所以固然被利用，为袁世凯复辟奔走效劳。

为此，杨度组建“筹安会”，积极推动袁氏称帝。但袁世凯觉得杨书生气，称帝不难。在杨度、梁士诒的推动下，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称帝了。杨度的帝师梦如愿以偿，幻想自己官拜宰相，还去巴黎定制了宰相礼服。但倒行逆施之举，必然众叛亲离，袁世凯在内忧外患中退位、死去。而杨度也成了帝国的余孽，共和国的通缉犯。而之后的张勋复辟彻底击碎了杨度的君宪梦。杨度不得不承认君宪救国完全破灭的事实。

杨度的君主立宪，从在日本萌芽，到推动清末预备立宪，再到洪宪筹安，经历了产生直至破灭。这也是君主立宪在中国的失败实践。在清末风雨飘摇的中国，封建帝制大势已去，民主意识正在逐步确立。而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以杨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主张君主立宪制的。杨度推动了预备立宪和洪宪的政治活动，这些政治活动也让杨度看到了君主立宪的失败与不可行。

四、革命

通缉之后，1918以前，杨度在庐山批发修行，潜心学佛。并试图用新佛教论适应社会，这种想法颇有借鉴之处。

早年在东京时期，杨度和孙中山有君子之约：互助救国。1919年目睹了五四运动之后，杨度逐渐接受并主动参与了革命。并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在与李大钊的会谈中，表示愿意帮助共产党做些有益的工作。在李大钊被捕后，积极参与营救（但李大钊心意已决）。杨度还变卖家产救济革命死难者家属，毁家纾难。革命烈士的鲜血，唤醒了杨度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

晚年的杨度做了杜月笙的门客，广泛的与上海社会各界人士交往，而收集了国民党高官大员的反攻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交给中央特科的潘汉年。最终在潘汉年的介绍下，周恩来批准了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晚年在上海的地下党工作中直到去世，可谓保住了晚节。

就当时而言，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国民政府逐渐走向反动。而俄国革命所体现的庶民的胜利，使杨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的出路。最终，杨度没有加入中国国民党而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旧有的民国无法拯救中国的危机，杨度看到了这一现实，所以接受比原先更为激进的革命思潮。杨度也曾为了早期中共活动的优秀地下党员。

结语

杨度一生政治立场，经历了从忠于清廷到君主立宪、助袁称帝再到民族革命直至共产主义，这些次转变是近代中国几种思潮具体代表体现。中国的意识形态也从封建帝制逐渐过渡到民主共和国，杨度推动了历史的走向，时代也改变了以杨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

一方面，中国对于近代化的概念，从器物再到制度最后到思想。体现在杨度身上则是从早期的“金铁主义”，长期的“君宪救国”再到最后的加入共产党。这之中有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认识的不断深入，旧有的封建儒学理论逐渐解体。可谓“时势造英雄”。

第二方面，杨度的早期活动，或多或少的推动了维新派的变法活动。而在预备立宪和洪宪筹安中，杨度直接做了时代的弄潮儿，在并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时代主导了一系列事件。晚年的投身革命，则是反映出旧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新思潮时所做出的左翼选择，推动了更多旧知识分子投入心得革命事业。可谓“英雄造时势”。

杨度，这个历史人物。或顺应历史，或倒退历史，这里引用他为自己写的挽联作为结尾。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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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湖南少年歌》

[2] 引自《湖南少年歌》

[3] 参见《杨度日记》 新华出版社

[4] 引自《湖南少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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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湖南少年歌》

2. 引自《湖南少年歌》

3.参见《杨度日记》 新华出版社

4. 引自《湖南少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