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摩崖刻经探析—以兖州地区四山摩崖为例

张灏冉

引言：鲁西南地区位于今山东省的西南部，包括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南部。兖州，是《禹贡》所描述的古九州之一，其地理范围大致包括鲁西南地区，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在兖州地区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刻经，以规模大、气势宏伟而著称于世，被康有为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是目前国际上佛教文化、美术考古、书法艺术史等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佛教刻经是我国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文化遗存，其价值与意义是多方面的。

一、兖州地区摩崖刻经产生的历史背景

1.政治因素

北齐时期的佛教刻经活动，从建国之初就开始盛行，开国皇帝高洋在登基时就表示了尊崇佛教的态度。《释迦方志·教相篇第八》中所记载：“登祚受禅，于僧稠禅师受菩萨戒，断肉禁酒，放鹰除网，又断天下屠，年三月六日，劝民斋戒，公私荤辛除灭之，度人八千。”又如《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所录：“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馀,在众常听出过一万。”因统治者笃信佛教，上行下效，所以上至庙堂，下及地方，王公贵族、豪门乡绅皆攀附帝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刊刻佛经的工程。最成规模的有两个中心片区：一是邺都近畿，包括今河南安阳、河北邯郸两地；另一则是山东西南部的泰峄山区。起初这一风气兴盛于国都邺城一带，随着统治势力的扩大及佛教思想的蔓延，而后便转移到了山东地区，刊刻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2.地理因素

    兖州地处泰峄山区，华北平原中腰地带，西临太行山西麓、泰山山脉南侧延伸分支，是山东丘陵中最高大的山脉。西与太行山东麓的邺都遥相呼应。在空间形象上，由低到高，造成层峦叠嶂、凌空高耸的巍峨之势。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摩崖刻经的位置选择在野外的山巅或山腰，石质多由片麻岩构成，质地坚硬、抗风化，因此十分适合凿刻摩崖。

北响堂山《唐邕写经碑》载：“缣素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杀青有缺，韦编有绝。一托贞坚，永垂昭晰。”道出对于书写载体的选用依据，认为将文字刻于摩崖较之于绢、简、纸等载体上更易保存与流传。北齐之初的佛教刻经，现存以河北响堂山、娲皇宫等地最为著名，这些石经所处的石壁在刻前经过打磨，刻工十分精细，所刻书体以正书为主，字的大小在5厘米左右，与当时碑刻的书刻方式、字形大小相差不大。刻经风气蔓延至山东一带之后，书刻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书写载体往往因地制宜，不再过于注重书写环境和条件，字的大小、间距不再似邺城一带那样的整齐划一，字体也产生变异。这类刻经即以鲁西南兖州地区地区的四山摩崖最具代表性。

二、刻经意图的转变

上文中已提到最初刻经的意图：“缣素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杀青有缺，韦编有绝。一托贞坚，永垂昭晰。”可见当时人们刻经的目的还是很单纯的：为自己与亲人祈求平安、弘扬佛法、易于宣传与保存佛经。但随着与北齐并立的北周王朝的崛起，刻经意图也随之悄然发生转变。

公元557年，宇文氏废西魏恭帝建国，国号周，建都于长安，史称北周。北周所统辖区域多为关中与陇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中原大部与沿海地区的北齐管辖区，人口数量也稀少。因此在北齐北周对峙的最初阶段，北齐的综合国力是优于北周的。建德元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继位，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使北周实力大增，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即周武帝灭佛运动。当时僧徒滥杂，寺庙多币，蛊害百姓社会；尊崇儒家。刘宗义熙末年，社会目沙门为五横之一，佛徒侵占农田，不劳而获，又可逃避租税力役，导致国力虚耗。公元573年，关中荒旱，命当户拿口粮出来卖，而寺僧却借荒年放高利贷。奸人亦有匿于僧法之下，图谋造反。如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沙门慧思谋反；又如太和五年沙门法秀谋反，皆须用兵讨平。因此建德三年五月，北周武帝下令“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同时，还下令“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在这次运动中，佛像全都被毁，寺庙被收为国有，寺僧均被勒令还俗。一场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反佛道行动由此展开。周武帝推行改革、毁禁佛教。没收寺庙的财产和土地增加了财力，僧侣还俗又增加了兵役人口，北周国力逐渐增强。另一边北齐后主高纬沉迷享乐，不理朝政，北齐渐渐衰落，北周大有吞灭北齐的趋势。当北周灭佛运动的消息传到北齐，引起佛教徒恐慌，至此以后的刻经行为含有悲壮护法的意味。如铁山摩崖《石颂》中所载：“逢劫火而莫烧”、“对灾风而常住”。兖州地区的四山摩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刊刻而成的。

三、四山摩崖刻经书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篆、隶、楷、行、草五体皆以发展完备，篆、隶书体逐渐褪去主流地位，楷、行书成为人们日常所用书体。北魏时期的刻石书法已摒弃传统的隶书铭石体，但北齐时期摩崖刻经的书体并非日常所用的楷书，而是复古的隶书。并且据出土的考古资料显示，邺都西北部茔域出土北齐碑志二十九品，其中隶书有十八品，隶书志盖二品。邺都南部安阳出土北齐碑志十九品，其中隶书有十品，由此可见，隶书在北齐时期恢复了铭石体的主流地位。

立于洛阳的东汉《熹平石经》、曹魏《三字石经》文本与书法，一直是正宗的象征，均以规范隶书于世。北魏迁都以前，明元帝、孝文帝巡幸洛阳都要往太学故址“观石经”。迁洛之后，北魏书家获得亲近石经之便。东魏时期继承了北魏对于这两方传世石经的重视。《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载：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大半。记录了东魏迁都邺城，石经随后迁至的事情。石经由洛迁邺的时间大抵在东魏武定初年。北齐建国初下达的诏令,强调了汉、魏石经的指导地位。十年后，又颁布诏书，要求将石经列于学馆。如《北齐书》卷六《孝昭纪》所载：“(皇建元年)八月，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其文襄所运石经，宜即施列于学馆”。至此以石经所示的文字、书法，成为通行全国的“标准”，隶书重新成为主流书体。

兖州地区四山摩崖刻经不仅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更与佛教义理化为一体。其场面之博大，气势之恢宏，意境之深远，内涵之丰富，堪称我国书史上一绝。对佛教文化、美术考古、书法艺术史等研究领域均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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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灏冉（1998.6.10），男，汉族，籍贯：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美术学院，20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艺术学理论，研究方向：艺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