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叙事诗的共时性叙事特点

马洁琼

摘要：一般意义上的叙事诗据线性序列叙述相继发生的事件，表现为历时性叙事；抒情诗则捕捉瞬时情感并将之同时呈现于具体时刻，天然具备共时性特质。然中国传统叙事诗却凭借共时的场景呈现显露出鲜明的共时性叙事特点。《氓》与《双合莲》分别诞生于中国传统叙事诗的上升与衰落阶段，故能够照应其一以贯之的发展历程。立足两诗文本，可具体把握中国传统叙事诗借助隐转喻现象、关系束搭建、历时叙事结构消解于共时性场景呈现以及主人公行为重叠所展露的共时性叙事特点。

关键词：叙事诗；共时性；《氓》；《双合莲》

学界一贯据内容将诗歌划分为重表现的抒情诗与重再现的叙事诗两类，厄尔·迈纳以共时性呈现与历时性延续区分二者。立足发生学，叙事作品所叙对象是能够历时发展的客观事件；抒情诗则以抒情主体发生于特定瞬间、共时呈现的情绪为对象。即二者分别具备“历时性”与“共时性”特质。莫砺锋教授认为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恰切而言中国更是抒情诗的国度。事实上，中国传统叙事诗的发展多受抒情诗影响产生抒情化倾向。叙事诗抒情化意味着依据时间流逝与事件发生流程沿线性序列展开的讲述在一定程度上向非线性的情绪宣泄与场景呈现转变，叙事特点随之亦实现“历时性”向“共时性”的转变。学界关于传统叙事诗叙事特点的研究多依据发掘历史事实与溯源文化传统，鲜见自具体文本进入。立足《氓》《双合莲》文本探寻其中的“共时性”叙事，恰可由微及宏地透视中国传统叙事诗中的共时性叙事特点。

一、传统叙事诗的界定

传统叙事诗是中国最早的古代社会记录文献，与抒情诗共同产生于早期人类不同思维方式影响下信息的分类与传达。相较于促成抒情诗诞生的形象思维，具象思维在人类早期思维模式中居主导地位。先天捕捉具象信息作为叙事诗的素材，表现为具体诗歌则呈现为对事物的直观描述与对生活的直观反映。具象思维捕捉具象素材，具象素材则借助“再现”的方式真实传达具象事物。表现为诗歌内容，则偏重事件的真实传达。

中国传统叙事诗同抒情诗相交缠，经历了如下发展。周前诞生于劳动中的乐曲构其雏形、春秋战国时期确定形成、汉魏始分民间叙事诗与文人叙事诗并走向成熟与繁荣、至唐大处徇旧，着力细节的刻画与篇幅的延长、唐后则依附于其他文体继续发展。在此期间，文坛长久萦绕诸如“非诗家所需”以及“叙事伤体”等侧面崇尚抒情诗而正面对叙事诗大加批驳之声。概览中国文学史，传统叙事诗产生于必然因素之下且由萌芽、鼎盛渐次走向衰落的发展历程具有贯穿历朝历代的清晰脉络。然而聚焦诗歌本身，有此现象引人注目：先天具备历时叙述倾向的传统叙事诗受抒情诗影响存在明显的共时性叙事特点。《氓》与《双合莲》的诞生与传统叙事诗一以贯之的发展历程相合，立足此二者展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意义。

二、共时性叙事策略分析

1.共时性

共时性(Synchronicity)亦称“同时性”，1930年由卡尔·荣格(Garl G.Jung)提出，用以解释某些超自然现象且对此类现象进行无因果联系的平行处理。后荣格在其《共时性》中指出超自然现象并非巧合之下无意义的概率事件，而是一种“有意义的巧合(meaningful coincidence)”。这种有意义的巧合关乎时间元素，表现出“同时呈现(simultaneity)”性质，决定性因素在于个人主观经验赋予巧合事件的意义。若心境与已然发生实然验证之外在事件、心境与未然发生却事后可验的外在事件相巧合，那么巧合二者互为“共时性事件”。共时性事件发生于观察者对观察对象产生强烈参与情感的瞬间。简言之，心诚则灵。

共时性概念交叉各学科。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a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语言单位的价值由其处在系统中的地位而非诞生它的历史决定，创造性提出以“交叉”方法研究“共时语言学”。索绪尔的论断促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风潮的形成，语言系统中纵（联想关系，心理联想生成，语言的纵向聚合）横（句段关系，语言的横向组合）两轴的提出框限语言单位坐标的同时，也启发了俄国布拉格学派重要人物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隐喻”“转喻”观点的提出。

相较于西方《荷马史诗》等鸿篇巨制，中国文学史中的传统叙事诗虽不乏《生民》《氓》《孔雀东南飞》等名篇，总体态势却不甚高扬。“史”对事件记叙正统地位的承担、倡导“诗言志”“太实则无色，景虚则有味”的诗论对事件经历者形象的模糊以及诗歌自身的韵律要求均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叙事诗叙事功效难以长足发展并体现出为表露情感而叙述事件，掣肘着叙事诗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美国比较文学家厄尔·迈纳(Earl Miner)考察东西方大量叙事诗后在其著作《比较诗学》中提出抒情诗具备极端共时呈现性而叙事诗则具备极端历时延续性。就理论出发，叙事诗以不断历时展开、变化的客体事件为刻画对象，深度聚焦起始向终结演化的具体过程。抒情诗关注主观情绪的瞬时捕捉，注重演化过程中某一具体“此时”的呈现。以迈纳之观点关照中国叙事诗即可得出，由于元初“记事”定位的偏移诗歌并不具备显著历时性特征。偏位模糊了叙事诗与抒情诗的界限，事件记叙随即为情感抒发侵夺，先有历时性过程转为共时性场景，后逼叙事诗所叙之事随情而化。“事随情化”的叙事诗据共时性原则排布事件，体现出共时性叙事特点。

2.共时性理解延伸入叙事诗歌文本的几个方向

（1）分析情感意识主导下相对集中的场景呈现对历时叙事“论述始终”结构的破坏。

如《氓》中据弃妇情感历程安排叙事框架并缘情延展出顿丘、淇水两地的集中刻画，而非客观叙述婚变全过程。

（2）引入莱维·斯特劳斯“神话素”的排列。

莱维划出俄狄浦斯神话中11个前后相继的神话素置于四个垂直栏目，栏目中每一神话素均共时呈现，合成“一束关系”。本研究拟类比以上排列完成诗歌所叙事件的排列、归类，以共时性理解进入关系束中事件纵横方向的解读。如理解《双合莲》中并非发生于同一时刻的周氏斥恨嫁女与族长鬻失婚妇两事件时，应将其纳入同一关系束加以阐释。

（3）隐喻、转喻的实际运用与事件在彼此垂直向度上的坐标定位。

语言中的共时、历时性向度体现于修辞层面即成隐、转喻，以二维轴线表示如下：

隐喻使得本体呈现为更具审美意味的存在，多种隐喻迭代诞生转喻。贾岛诗《题李凝悠居》颔联写道“鸟宿池边树”，鸟宿池边之恬静淡然一如人寓悠居之闲逸自适，这便是共时向度上人居与鸟宿达成的共时隐喻。而宿于树者未必为鸟，鸟未必宿于庭树，树未必栽于庭院，鸟此时未必飞栖树梢。蛇鼠可代鸟，檐下洞可代池边树，这种组合的可能性即达成历史向度上的转喻。《氓》中“吁嗟鸠兮，无食桑葚”“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等句亦可置于上述层面进行阐释。

三、文本中共时性叙事特征的表现

1. 《卫风·氓》

诗歌以情随事迁的婚姻历程为明线，婚姻中男性地位凌驾于女性为暗线，叙述女子经遇人不淑、情爱初萌、轻许姻缘、积劳损身、色衰爱弛以至离心婚变的婚姻悲剧。虽划入叙事诗范畴，行文布局却以情感为导向呈现出鲜明的“事随情化”特质，历时性事件进程中显现共时性叙事特点。

诗歌以弃妇情感意识为纲，共时地展开关于过顿丘、过淇水两幕场景进行集中刻画，其中两幕场景各自存在缘情倾斜的虚实杠杆。以弃妇情感为支点产生的虚实杠杆成为诗歌共时性叙事的重要表现。

就诗歌文本而言，女主人公一生至少三涉淇水。一涉：“送子涉淇，至于顿丘”，与氓的初遇横跨复关、顿丘、淇水三地。氓先行跨越淇水向女主人公奔赴，以布贸丝乃至谋得佳人。情爱初萌的女主人公投桃报李远涉淇水至顿丘相送，遥望复关翘首而待心上人之音讯。二涉：不介怀“子无良媒”而轻许婚嫁的女主人公二渡淇水嫁予氓。三涉：“淇水汤汤，渐车帷裳。”离心遭遣成为弃妇的女主人公孤身返家途中第三次涉足淇水。三涉淇水同样意味着三过顿丘。但叙事者并不循历时的时间序列完整叙述同“三涉”伴生的情定至婚变的全过程，而是通过场景的刻画应和女主人公婚恋生活的变迁。反映至具体文本，即表现为缘情倾斜的虚实杠杆消解了“论述始终”的圆融结构。

如图,顿丘之景本为实，情笃时送别为实，结缡日奔赴所过为实，情灭时折返途经亦为实。此类皆为处于实轴的顿丘。未发生于今日而存乎脑际之热恋情浓为虚，往昔热切比照今时凄切时热烈奔赴显现为虚，失足与追悔间的间隔因已消弭成其为虚。展望遭弃前后两段时空，曾与炽烈憧憬相联系的顿丘亦为虚。上述即位于虚轴的顿丘。伴随女主人公的控诉，顿丘的实轴一端渐向虚倾斜，在浓烈今夕对比中揭露不对等的两性关系对女性的伤害之深。同理，淇水的虚实两轴却由虚向实倾斜。旧日奔赴途经汤汤淇水，而今泪落尤甚淇水汤汤。以上虚实间的倾斜，均共时呈现于弃妇心念方启那一瞬。客观而言，淇水顿丘因承载女主人公历时际遇中迥异的悲欢而鲜见直接时空交集。可若以女主人公情感意识为支点，二者又可凭借延展出的虚实杠杆实现缘情而生的共时呈现。此外，女主人公首次主动送氓过顿丘是甜蜜的心境同已然发生的二人定情相印证，婚变遭氓遣时第三次涉足淇水同此时心境之苦相照应。值得注意的是，往昔送情郎的甜蜜可追加验证彼时未然发生的婚变之苦，今时泪落淇水则是此时婚变的表现之一。今时往昔，甜蜜苦涩的虚实交错间两对巧合得以共时性呈现。

除去随情倾斜的虚实杠杆，诗歌叙事中呈现出的关系束亦为共时性叙事特点的重要体现。《氓》文本中隐、转喻搭建起互相垂直的两向度。其间存在属于同一束关系的实体：桑葚与女、斑鸠与士；桑叶繁茂与女子盛颜、桑叶黄陨与女子失色。广义来说隐喻的存在建立在客观实在的主体与具有比喻义的代称间相似性的基础上，是选择的、联想的共时性向度。转喻的存在则以客观实在的主体同临近的代用词间的相继联想为基础，是线性组合的、句段的历时性向度。前者具有垂直、并存的特性，后者则呈现出序列的特征，二维坐标系中二者相互垂直。据此理论分析“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吁嗟女兮，无与士耽”等句，可做出如下图片。

 

 

 

 

据图可知，“鸠”与“士”、“桑葚”与“女”具有相似性；女子与桑叶、女子年纪及其对应的容貌与桑叶生长中的茂盛凋落与否居有相似性。鸠食桑葚、女为士耽构成了两性关系失衡的隐喻。类似地，“桑之沃若”一句亦有女子容光焕发的隐喻义。这类隐喻共时呈现，统一于女子的控诉。作为本体的鸠既有当下食桑葚的可能，也有耽于士手为士把玩的可能；作为本体的女子既可耽于士，又可能喜食桑葚；作为本体的桑叶既可能体现出此时未然的发黄凋落，其衰朽样貌成为女子未然衰老的预兆与已然衰老的写照，亦可能共时呈现出此时确然的翠绿茂盛，其生机勃勃成为女子已然容颜鼎盛的写照与未然容颜损毁的预示。作为本体的女子则共时地集盛年的光彩照人与年长时容颜凋残于一身，既有极盛之可能，亦可向极衰转变。极盛极衰虽经历时转化而得，却通过共时性叙述呈现于读者眼前。本体被赋予多元可能性，即为转喻。而隐喻亦可消解转喻的存在，诸如鸠耽于士暗含物类间不对等的关系。此时“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四句鲜明表现出雅各布森隐、转喻概念在诗中的运用。于叙事功效而言，共时性的隐喻更具本质作用。另外地，鸠食桑葚与女耽于士、桑叶黄陨与桑叶繁茂时赏玩者的态度差异、女子年轻与年长时丈夫的态度转变皆可划规于同一划归性关系束，即主体间的不对等关系。隐、转喻的运用以语言筑起名为陌生化的屏障，使告诫以更蕴藉的形式呈现，延长读者的理解历程。读者的审美感受由是延宕，沉浸于诗歌文本解析的同时思维向更深层次推进。

2. 《双合莲》

清末道光年间，汉民族叙事长诗《双合莲》诞生于以湖北咸宁崇阳县为中心的鄂南山区一带。凡1805句，计12635言。诗歌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再创作，民俗学家刘守华赞其为近代汉民族叙事诗的代表作。诗篇结构整饬，守五句头山歌形式讲述自由恋情毁灭的悲剧，揭露封建族权与夫权对自由恋爱的摧折。全诗可划为情起转笃、情不容世、怀情格世、身死情终四大板块，各板块间的叙述具有鲜明的共时性叙事特征。情节叙述中的四类共时性关系束与人物行为的重叠是其重要表征。

法国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Lvi-Strauss)译解俄狄浦斯神话时提出的神话素与关系束理论，前文已有提及，此处直接用以分析《双合莲》中的共时性叙事特征。

情起转笃	情不容世	怀情格世	身死情终
1.桂树泉垂钓遇姣莲	6.畏仇怨周氏打鸳鸯	3.莲落尺绫对半裁	12.璧归刘秀英悬素
2.明心迹情愫双生	7.破法度法度鸳盟会墙外虎	5.思成疾道先上郑庄	15.喜大赦胡氏春来新丧
4.期合莲各罹相思局	9.全颜面族长怒鬻下堂妇	8.无施计姣莲二送郎
9.送郎途阳台巫山	10.恨烈女宇卿卖妻止损	11.巧娶计石元代道先
	13.意不平宇卿告奸情
	14.莲约铁证道先罪并罚

依时间顺序排列时，上表中十五处情节历时发生。但置于共时性叙事视角，以上情节则不必严格遵循实际发展顺序且凭借共同特点分列入四束关系。以相继发生而分列三束关系的情节10、11、12、13为例。郑秀英虽因名节有损而被族长草草卖给丧妻富户刘宇卿，可心性坚韧而忠贞于爱情的她却始终不以妻事刘宇卿。于是刘宇卿恼恨新婚妻子心属胡道先愤而卖之，并提出独不卖给道先这一条件（10）。以此为前提，后三处情节得以发生：一心求娶郑秀英的道先串通好友丁石元行李代桃僵的巧娶计（11）、巧娶计被坊间流言戳破后刘宇卿怀恨抓回郑秀英，郑秀英不堪其辱绝望自杀（12）、发丧后刘宇卿深恨人财两空，索性便状告胡道先犯下通奸罪（13）。第11、12、13处情节一环扣一环，严格在线性时间序列上历时发生。但10与13却表现为共时性叙事。刘宇卿接连发出的“恨”与“卖”、“告”三个动作均表明其深觉郑胡二人情爱荒谬，侧面佐证了郑胡二人情不容世的艰难处境。可以说，情节10中刘宇卿恨意方启时，情节13中的“告”便具备共时发生的可能。二者统一于刘宇卿牢固的夫权思想与“情不容世”的时代特征。又以历时发生且属于同一关系束的情节1、2为例。郑胡二人一见钟情（1）继而表明心意（2）确乎相继发生，且二者均表现出为情感变化所影响的共同点，因而共时地处于“情起转笃”这束关系。处于同一关系束中的情节12、15同样值得注意。郑秀英因绝望自裁（12）与胡道先得到特赦后悲愤病亡（15）二者并非严格无缝地相继发生，但却在同一演进序列中历时发生。两情节的共时性叙述特质体现在情败于世后“怀情格世”的二人相继进行自我毁灭，从任何一场毁灭都能共时地透视另一场毁灭的来临。

诗歌叙事中亦有呈现出共时性重叠的人物行为。不同人物位于发展中的时间线，并历时完成相应动作。但基于《双合莲》具体文本，不难发现不同人物在不同时间段能够做出具备同一性质的相同举动，且此种相同举动在诗歌的叙事中依托共时性呈现。表现于人物具体行为，则呈现出同一性质行为的共时性重叠。“十想”“十望”“十送”“十叹”即为重叠的十种行为、诗中男女主人公先后发生的默契行为亦呈现出共时重叠。

除却山歌小调特有的形式外，四个“十”更是共时性叙事跳出线性时间轴束缚的特有表现。此处以胡道先思念郑秀英的“十想”中展现的抒情性叙述为例可得下图。以道先“想”秀英这一动作为焦点，可管窥秀英的具体形象，并延展出道先深罹相思之苦的情状。

秀英形象的勾勒在渐次回忆与同时呈现相碰撞的张力中完成。“一想秀英美如花”“三想秀英真聪明”“四想秀英有纲常”，道先脑海中的郑秀英是美如花、真聪明、有纲常的奇女子形象。“炎炎暑日似油煎”“只有三伏真难过”“转眼又是巧节边”他经历三伏、乞巧终于捱到“桂花开出满山坡”的中秋，得与朝思暮想的意中人相见。寒暑易节虽带给读者的历时性体验，可秀英的形象却非历时地，抽丝剥茧地有序呈现于读者眼前。胡道先“三想”“四想”中秀英的真聪明、有纲常绝非经历“一想”“二想”渐次呈现，而是四想齐作同时表现。换言之随胡道先每一时节“想”出的不同美好特质叠加才统合出秀英的完整人物形象。秀英绝非于不同时节具备不同形象，而是同时具备不同形象可供道先渐次回忆。

道先相思之苦的传达则于不同状态随情统合一身中呈现。“二想秀英痛在心”，此时的道先朝思暮想食不甘味。“六想秀英闷恹恹”，此时的道先夜不成眠。“七想秀英无话言”，此时的道先渴盼中秋。伴随离别后时间线的拉长，道先心绪日益煎熬。可他的情绪始终围绕一条主线：思念与渴慕。围绕这一中心情感，道先对自己在书房寝室的行动加以叙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能在特定场合拥有特定情思。情绪前后共通，那么相同地点也能产生不同情思、不同地点可怀相同心绪、数类情状可生于一时一地、一种思绪可分多时多地共同呈现。诗歌中的不同情状缘中心情感排布，最终共时地统合于道先一人之身。十处“想”浑璞炽烈，以独到渲染力使读者如临其境的同时，基于文本的沉浸式理解成为可能。

而作为共同挣扎于世俗礼法的有情人，郑胡二人先后的行为同样具有默契。诗中有数处表现，此处只举一例加以解读。诗文第1365句饱受欺辱凌虐的郑秀英自尽前“大口鲜血染衣裳”，听闻噩耗的胡道先便哀愤交加，随即也在第1385句“口吐鲜血不能言”。二人历时吐血，血却因同一原因（世情人心联合绞杀之下相守无望）而吐。把握将两次吐血均因情爱难敌世道而起的共通点并加以共时地理解，将便于读者理解诗歌对封建礼教侵蚀人权的诘问，并由此展开关于人何以不被允许追求现世幸福的思考。这种理解与思考，无疑能促进读者更为接近诗歌主旨。

四、结语

中国文学史中的传统叙事诗经历了血脉延续间接续向前的发展历程，诞生于不同时段的作品即为时代发展特点的最佳佐证。传统叙事诗中的共时性叙事特点绝非于寥寥数首中孤立存在。而是遍及各时代，一以贯之地、普遍地呈现。诸如与《氓》同处传统叙事诗形成期的农事诗《七月》。其叙事拥有接续展开的历时时间线索，但建立在较完整时间线上的却非完整事件的叙述，取而代之的是聚焦贫苦农民之身共时地呈现不同时节的几幕劳作场景。诗中相应场景并无详尽浑融的来龙去脉，只是循着时间推移渐次叠加且共时呈现为生活之苦这一主旨，表现对自“一之日”起忙碌整年却仍“无衣无褐”的劳动者的深切同情与基于此不合理状况的反思。同理还有《桑中》，诗中主人公于卫国沫乡采女萝时思孟姜、采麦穗时思孟弋、采蔓菁时思孟庸这三“思”。三者基于对美好品德深切追慕的主旨而起，思人这一行为可纳入情人间的思恋这一关系束，而被思者亦可自成值得追求的人生理想这一独立关系束。处于传统叙事诗成熟期的《孔雀东南飞》中，亦存在显见的共时性叙事特征。在塑造刘兰芝这一人物形象时，其织素、裁衣、弹箜篌、诵诗书等技能的掌握并不能理解为随年龄增长逐年增添一种，而应理解为几种技能存在共时练习、掌握的可能。又如对焦仲卿夫妇各自“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的惨烈结局进行刻画时，作者所安排的两种毁灭虽历时发生，却缘封建家长制钳制下爱情破灭这一中轴互为印证，进而共时呈现。此后传统叙事诗经历漫长的衍变与衰落期，其共时性叙事特征仍有鲜明表现。如白居易写作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中对被贬谪的江州司马与美人迟暮的教坊琵琶女相似际遇的共时展现、又如与《双合莲》同处传统叙事诗由诗体向他种文体依附期的雎景臣《般涉调·高祖还乡》中对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时诸多自矜身价的滑稽行径的共时揭露。

立足《氓》《双合莲》两诗作为叙事诗而展现出的共时性叙事特征可透视诸多中国传统叙事诗中的共时性叙事特点，这是一个自微而宏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叙事诗的共时性叙事特征依托人物具体行为、主人公情感表达、形象塑造以及事件铺陈中场景的缘情展现等诸方面显露。借助共时性叙事，叙事诗中事件的展开跳出线性延展的时间轴之束缚，叙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陌生化。给予读者多方面沉浸式阅读体验的同时阻拒读者的浅表理解，也能促成其正确把握诗歌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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