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收入、金融约束与异质性消费行为的关系研究

刘昭阳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居民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广大居民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寻求家庭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同时可供家庭投资的金融产品和投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市场和家庭金融存在诸多差异和不足。比如，能给家庭带来较高财产收入但风险较高的金融资产(如股票资产)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家庭的风险资产存量远低于发达国家，但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使得中国投资者数量巨大。

关键词：家庭收入；金融约束；异质性消费行为；关系研究

引言

收入是确定消费的基础，金融体系在平衡居民收入和刺激消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中国的人均家庭收入和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很大，这对家庭消费产生了很大影响。

1家庭人均收入与资产配置

关于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财富分配的研究，科学家一般从线性关系的角度研究家庭收入对家庭财政财富分配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家庭收入的增加对家庭财富分配产生了更积极的影响，高收入家庭更容易进入风险资产市场。对比中国和美国等国家，我们可以发现前20%的家庭倾向于投资金融资产。相反，一些科学家的研究表明，收入对风险资产的比例影响不大，但收入风险的增加将相应降低风险资产的比例。当家庭担心他们的收入时，他们有着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风险资产的配置也会减少。虽然增加家庭收入有利于分配风险资产，但考虑到收入风险在分配家庭金融资产中的作用，收入风险的存在使家庭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当家庭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会分配更多定期存款，同时风险和股票资产的分配也会减少；当家庭收入水平较高时，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就会下降，从而增加风险和股票资产的配置，减少定期存款的配置。由此可以推断，人均家庭收入可能会出现转折点。

2家庭收入对异质性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检验家庭收入对异质性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从全国样本数据而言，城乡家庭收入的差距扩大会明显刺激异质性消费者行为的产生。究其原因，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可促使财富聚集于各类消费群体，使得“大众消费”成为普遍现象，进而正向驱动异质性消费者行为的升级。分区域来讲，家庭收入分配变量只对中西部地区异质性消费者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尽管东部地区家庭收入回归系数为正，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家庭收入对中西部区域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升级的正向刺激作用较为明显。对此本文认为，东部区域发展较早，城乡家庭收入差距较低，促使家庭收入差距对异质性消费者行为的正向作用不够显著。而中西部区域家庭收入相对较少，受消费者消费潜力没有完全挖掘影响，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会显著刺激居民消费，利于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升级。

表1家庭收入对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

3稳健性检验

在金融约束条件下，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严重被减弱。由于金融体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承担着桥梁角色，而我国长期以来存在显著的“金融排斥”局面，这进一步为低收入群体带来金融约束，阻碍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升级。为验证上述结果准确性，本文进一步运用分层理念，将家庭收入分成高收入与低收入两类，检验其对于异质性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并且，采用替换变量方式，借助现金流敏感性（Cf）代替融资约束，检验各变量之间差别，具体结果见表2。根据检验结果可知，高收入与低收入两类家庭收入均对各区域异质性消费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且在替换金融约束变量之后，家庭收入变量和中西部区域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呈现显著正向相关性特征。

表2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4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分析

为了验证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是否存在差异性或规律性，将中国30个省（市、区）的经济增长划分为经济增长快的地区、经济增长较快地区和经济增长较慢地区，然后分地区分别估计空间杜宾模型。本文通过计算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在样本区内的均值，根据均值大小将中国３０个省（市、区）平均划分为经济增长速度快、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和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地区，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地区主要包含上海、天津、北京、浙江、江苏、广东、山东、内蒙古、福建和辽宁；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主要包含吉林、河北、黑龙江、重庆、新疆、湖北、陕西、河南、海南和湖南；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地区主要包含山西、青海、宁夏、江西、四川、广西、安徽、云南、甘肃和贵州。由以上结果可知，经济增长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慢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说明经济增长速度的分布在空间上呈现“东快西慢”的空间分布格局。通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对地区进行划分，进一步研究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地区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研究金融结构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布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如表所示。表3中，列（１）～（３）表示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地区下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金融制度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制度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列（４）～（６）表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下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金融制度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制度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列（７）～（９）表示经济增长速度慢的地区下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金融制度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制度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和经济增长慢的地区金融结构和金融结构的平方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本文将地区进行详细的划分，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发展不匹配，存在“结构性失衡”，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此起彼伏的特征，导致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第二，本文将地区划分太多，导致了每个地区的样本量较小，未能真实反映实际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但是并不能说明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对于金融制度约束（Ｆｓｃ）而言，在经济增长慢的地区，金融制度约束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金融制度约束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在经济增长较快地区，金融制度约束对经济增长影响；在经济增长快的地区，金融制度约束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明显的抑制，说明金融制度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对于经济制度约束（Ｅｓｃ）而言，在经济增长较慢地区、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和经济增长快的地区，经济制度约束对经济增长皆呈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经济制度约束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无关。

表3金融结构与制度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

注：（）内的数值表示Ｚ值。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消费环境逐渐网络化和智能化大背景下，政府应进一步加快改善金融环境，增强居民对金融约束认识，以消费金融创新方式，升级异质性消费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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