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因缘》中现代世俗化的爱情悲剧

韩慧锦

摘要：《啼笑因缘》将爱情故事与政治、经济相连，把人物与故事放在了世俗化的层面进行抒写，从而突出了小说所体现的平民精神。沈凤喜以金钱为主导的爱情观念与樊家树平等自由的恋爱观相矛盾，围绕着人物的性格所主导的爱情悲剧，展示了小说与主流文学相契合的现实意义及其平民意识的流露。

关键词：《啼笑因缘》；金钱；爱情悲剧；平民精神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在他实际的创作中已经突破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不在专注于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与人物情感的缠绵悱恻，而是将人物的刻画与故事的发展相融合，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体现了现代世俗化的伦理观与时代感，与五四新文学有所靠拢。但张恨水的小说又不同于新文学的严肃与宏大启蒙意义，他将更多的关注点聚焦于平民自身，在世俗化的层面去展现具有时代意义的价值观。我们可以说《啼笑因缘》是现代章回小说成熟之作，“《啼笑因缘》在现代通俗小说史上的意义，一是其平民精神，二是其从社会黑暗到反抗，这两点恰恰是五四新文学的精神。”[1] 但《啼笑因缘》中所传达的平民观念不同于五四文学对人的关注与启蒙，而是以沈凤喜为代表的小市民的金钱本位价值观，以及以樊家树为代表的知识青年的阶级平等的进步观念；纵然小说中有对黑暗军阀的揭露，但重要笔墨与视点还是在对爱情故事的抒写上。在日常世俗化的层面上关注人物及其故事的发展是《啼笑因缘》的重点，进而凸显了小说所体现的平民精神。

《啼笑因缘》中故事的进展主要是围绕着金钱展开的，金钱在推动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推进人物命运发展变化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樊家树与沈凤喜的爱情悲剧，以及沈凤喜自身的悲剧命运都与金钱有关。物质层面的追求是底层小市民求生存的本能，尤其是对于凤喜这样一个意志薄弱的小姑娘来说，不能过于苛责她对物欲的追求。“不需要考虑事物货币价值的生活方式会具有一种非比寻常的美学魅力” [2] 对物质的追求是一种人性求生存的本能，只不过在途径的选择上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凤喜对金钱的渴望，对富贵生活的向往，在其虚荣作祟的背后，还源于底层市民渴望突破卑微生存状态的人性本能，因此不能简单地对凤喜的物欲追求作出道德上的批判，更应看到以凤喜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在其生活环境下养成的世俗化的价值观念。

《啼笑因缘》在表现小市民生活与精神面貌的同时，也借助沈凤喜的悲剧命运传达出了对黑暗军阀的批判，在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父亲缺失的设定上也表达了对父权封建的反抗，这使得《啼笑因缘》在言情之外体现出了现代化意义与现实主义精神，但这种主流意义不是作者刻意而为，而是张恨水在聚焦于将人物和故事拉回日常生活层面时，所自然流露的与主流文学相契合的价值观。

底层市民在权势面前是很难全身而退的，凤喜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对物欲金钱的追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时代现实处境下军阀对小市民的迫害，“有主儿要什么紧？慢说没出门，还是人家大闺女，就算出了门子，让咱们爷们爱上了，会弄不到手吗？”刘德柱身上带有典型的黑暗军阀蛮横的特质，即使凤喜面对刘德柱的哄骗意志坚定，也不会有个全身而退的出路。在凤喜中间托母亲送还刘德柱给的钞票与珍珠项链后，刘德柱便使计俩让已经是女学生的凤喜唱大鼓书，“诸位！你可别小瞧了人，这是一位女学生啦。我有心抬举她，和她交个朋友，她可使出小姐的身份，不肯理我，可是我有张天师的照妖镜，照出了她的原形，今天叫两个护兵，就把她提了来了。”这种羞辱性言辞与视女人如玩物的暴戾品性，在其得到凤喜之后更加暴露无遗，封建军阀的残暴直接导致了凤喜自身的悲剧命运，但我们不能说刘德柱是造成樊沈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刘德柱还会用其他比樊家树更有钱有势的人，外部的阻力只是推动爱情破裂的次要因素，沈凤喜的物欲追求及其樊沈二人的价值观错位才是造成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张恨水对黑暗军阀的控诉与批判的点缀使得《啼笑因缘》挣脱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单纯地写情的缠绵，而给爱情故事增添了时代现实的关怀。

受到五四新潮与主流文学的影响，张恨水的章回小说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传统章回小说的特质，更加关注于平民大众，体现着男女平等、自由婚姻等现代化的思想。张恨水所书写的爱情悲剧也不在拘泥于外部因素的制约，而转向人物自身内部的命运导向。“民初爱情悲剧的原因往往是家长制或小人作梗，只有到了张恨水的时代，才较多地出现因性格的原因造成的爱情悲剧。”[3] 樊家树与沈凤喜的爱情挣脱了传统父权家庭的束缚，虽有刘德柱从中作梗，但二人的爱情悲剧更多的是彼此自身的价值观不同与凤喜爱慕虚荣的个性相关。樊家树早年丧父，远离家乡在北京求学，居住于表兄陶伯和家，表兄表嫂都是新式人物，思想开明，其资助凤喜上学，也是为了让母亲能更中意凤喜，其母亲看到凤喜的照片也很满意，因此虽然樊家树与沈凤喜家庭地位有所悬殊，但居于上层社会的樊家树及其家庭并没有像传统的封建大家庭那样严格管控子孙的恋爱，门第差距没有成为他们爱情的阻碍。在看沈凤喜一家，同样没有父权的管控，虽其叔叔沈三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家庭内父权的象征，但沈三弦的不作为，甚至还想让侄女成为其发财路上的工具，凤喜及其母亲也是处处呵斥沈三弦，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父权的权威。对于凤喜与家树的爱情关系，沈母与叔叔更是全力支持，将樊家树视为拯救沈家生活的恩公，作为底层唱大鼓的艺人家庭，更是极力希望凤喜能有一个好归宿来改变家庭的命运。由此看来，樊沈二人的爱情是不受家庭因素制约的，即使有刘德柱从中作梗，凤喜在与家树先农坛会面时，家树明确地表达了其不在乎凤喜身体上受到侮辱，并可以带她逃离北京，但凤喜自身对女性的看法是传统且保守的，认为男女之间的感情是女性以身姿来讨男性的欢心，在加上她对富贵生活的留恋与对金钱物质的追逐，最终造成了二人悲剧的结局。

《啼笑因缘》并没有像主流文学那样，对军阀刘德柱霸占凤喜的设定，以及对人物的父亲这一身份缺失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刻意的突出小说的现实批判意义，“张恨水的小说正是将他的人物和故事放回到更现实的日常生活层次，与新文学主流作家们将人物和故事构建在具有政治功利色彩的意识形态之上不同。”[4]《啼笑因缘》所突出的还是人物的爱情故事，以平民意识和小市民层面上关注人物的悲欢离合，小说中的对黑暗军阀的揭露与父权缺失的设定所体现的现实意义都是通过樊沈二人的爱情故事所体现出来的，二人的爱情悲剧与凤喜的个人悲剧主要是个人自身所导致的，外部因素的介入是次要因素，对于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没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这是一种平民精神与个性解放意识的体现。

三．小结

《啼笑因缘》作为通俗小说，没有拘泥于单纯地书写风花雪月的缠绵爱情故事，也没有将外部现实因素的干扰作为主要批判对象，而是“把爱情和政治、经济相连，把对追求美好爱情的理想和改造社会紧密相连，突出了‘平民意识’。”[5] 小说以凤喜对金钱的追逐为主线，结构了樊沈二人的爱情悲剧与凤喜个人悲惨的命运，在为小市民编制“富贵命”的同时，以凤喜最后的痴疯与无希望也给小市民一个道德上的警戒。

参考文献：

1. 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4。

2.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 M] .于沛沛,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 上官缨. 张恨水小说新考（节录）［A］ 张占国，魏守忠．张恨水研究资料（现代卷）［C］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4. 佘小杰. 论金钱在《啼笑因缘》中的叙事意义[J]. 中国文学研究，2001（4）。

5. 司新丽. 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改良与调适——以张恨水小说创作为例[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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