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外交十记》论两国复交

赵梓若

摘要： 在《外交十记》一书中，钱其琛记录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十件外交大事。从中苏关系正常化，到中朝问题；从中、印尼复交到涉台外交的斗争；从中非关系到港澳回归，钱其琛在我国外交事业发展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本书中，我们不但能获知一些中国外交历史的细节，还原当年的情景，更能通过书中平实的描白总结出一些外交的借鉴经验。本文将围绕《外交十记》一书中“东京的‘葬礼外交’”一章，以中、印尼两国复交为例讨论时代背景下两国复交的前提、措施未来展望等问题。

关键词：《外交十记》 中、印尼复交 东京的“葬礼外交”

1. 作者钱其琛简介

1. 钱其琛生平：钱其琛同志1928年1月出生于天津市。1953年1月，钱其琛同志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次年8月，被组织派到苏联中央团校学习。1955年11月至1963年1月，历任中国驻苏联使馆二秘、留学生处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钱其琛同志受到冲击，被下放劳动改造。1972年4月至1988年3月，钱其琛同志历任中国驻苏联使馆参赞，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委副书记等职。1982年至1987年，他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先后主持了11轮中苏副外长级磋商，为推动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中苏签署边界协定做了大量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1988年4月，钱其琛同志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1991年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上世纪80年代末，面对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钱其琛同志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带领外交队伍敢于斗争，善于应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捍卫国家利益，冲破了西方的种种“制裁”，因势利导推动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实现中国印尼复交、中韩建交，打开了对外工作新局面。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他坚决贯彻中央决策，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推动中国继续同这些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坚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间关系，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并为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3年3月，钱其琛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1998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外交及港澳、侨务、旅游方面的工作，联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1993年6月，钱其琛同志兼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993年7月，钱其琛同志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1995年12月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98年4月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政权的平稳过渡、顺利交接，以及“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其琛同志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增选），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2. 钱其琛的为人：所谓见字如面，作为读者，我之前并没有对钱其琛的生平有很多了解，所知的也只是百度上一些简单而冰冷的文字简历。在读过《外交十记》一书后，再谈起作者，我最想使用的形容词便是讲原则和务实。

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是作者在本书第一章讲到著名外交事件——中苏关系正常化时，讲述了他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的声明。仅是三句话，却是传递中方有意缓和中苏关系的暗示信号。在随后与苏方在莫斯科会晤时，他坚持原则，不卑不亢。比如作者写到：“对于苏方宣称从不威胁中国，我指出，苏联在中苏边境、在我们共同的邻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驻扎大量军队，把那么多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摆到我们面前，我们当然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和严重不安”。面对缓和中苏关系的严峻任务，钱其琛并没有委曲求全，更没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是非常坚持原则，就事实谈事实，并不避讳点出苏方的错误。

随后，钱其琛特别就“三大障碍”从何入手问题做了阐述。这是其务实的一面。空泛的讲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不切实际的，他没有规避横亘在两国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开诚布公地与对方讲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步骤设想，既是他为人务实求真的体现，更是处理外交事务时必备的素养。

2. 历史的3D打印机——《外交十记》

很多从事过外交事业的著名人士都写过人物传记、纪实书籍，这本钱其琛自传式的回忆录——《外交十记》，更是这类书籍中的佼佼者，我个人认为，这本书甚至可以称作历史的3D打印机。

钱其琛为中国资深外交官，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始到21世纪初，这20多年的中国外交，经历了十分严峻的考验，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作为参与者之一，他回顾起来“往事历历在目”，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于是，凭借着深入脑海的回忆，他经过数个月的努力，终于“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地写下”。所以整本书都是语言平实，充满细节。就连双方会晤时，对方看表并开玩笑请求休息一下再协商，实则是暗自商量的细节都完美还原，足以可见这本书对外交历史事件的还原程度。

在这本书出版后，中央电视台、《南方日报》等媒体纷纷作出推介。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时延春则在《绚丽多彩的外交画卷——钱其琛的《外交十记》读后感》评价：《外交十记》描述了作者经历的十件外交大事。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这2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结束，出现了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局面。国际风云的变幻既给中国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众所周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的外交工作转向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上，努力争取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外交工作的重心。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际形势对中国提供的最大机遇就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1989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对华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党中央高瞻远瞩，采取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由于坚持贯彻这一外交政策，中国外交冲破惊涛骇浪，取得辉煌成就。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外交十记》为读者清晰地勾画出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外交画卷。

作者认为，在他担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他写道：“那时，国际风云突变，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各国政治势力出于各种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阵阵反华浪潮。”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面对严峻的挑战，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中国在外交工作中敢于斗争，又善于应付，很快打破了西方的种种制裁，遏制了反华浪潮。钱其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和中国外交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作者身处这场惊心动魄斗争的第一线，写出了“黑云压城城不摧”这一光辉的篇章。作者对这十大外交事件背景的叙述、对鲜为人知细节的披露，以及平实白描的笔调，都使该书引人入胜。《外交十记》所揭示的十件外交大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页。它将成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一本书，也将成为广大外事工作者的珍贵教材。

3. 论两国复交

1、两国复交的所需前提

（1）历史沿革可追溯，历史问题可跨越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两国复交是区别于两国建交的。通常两国提出复交，是在两国已经建交的前提下，由于冲突、摩擦等两国出现关系裂痕后，想要修复关系，恢复外交关系。这就需要两国之间历史沿革可追溯，历史问题可跨越。

一方面，要积极寻找共有的历史情怀。其实国与国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基本上是互通的。与人相处要产生共情才能维持好关系，国家间也是类似，所拥有的共同历史对双方来讲既是回忆，又是财富。中国一向是个讲情怀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中国丝毫不输一向以保守、尊重历史著称的英国。我们很愿意讲“自古以来”、“不能罔顾历史”等词，这也同样体现在我国外交实践中。

以中、印尼复交事件为例，双方就是基于历史上两国都是近邻，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基础，才有关系转圜的意图。

“近代以来，两国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患难与共，相互同情，互相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印尼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详细阐明了我国对外关系中坚持执行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周恩来总理对印尼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为解决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双重国籍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中国一直支持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等正义斗争，印尼坚决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也由此看出，两国要想复交，首先要有历史基础。这种“念旧情”式的历史沿革追溯起来，既是制定计划的敲门砖，又是实际操作的突破口。也许对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北半球的挪威两个国家来讲，倘若出现了关系裂痕，想要修复肯定是要艰难许多。

另一方面，影响双方关系的历史问题须可解决或者可跨越。以中、印尼复交为例，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一书中提到，“1965年9月，印尼发生了“930”事件。随后，印尼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与中国的关系迅速恶化，直至中断关系。”“1988年3月，苏哈托总统在谈及两国复交问题时，放弃了原先提出的要中国就所谓中国卷入‘930’事件进行‘公开道歉’的要求。”可见想要真正实现复交，双方的问题如若不能彻底解决，搁置争议是必要的前提。而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产生争议、摩擦的问题往往都是不能彻底解决的。

（2）国家利益为首要，现实需求很迫切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方针都是以国家利益的为基础的，国家利益是影响国家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印方而言，钱其琛谈到，“印尼是东盟中最大的国家，在东盟中骑着领导作用。在柬埔寨问题上，印尼同其他东盟国家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印尼曾于1988年7月和1989年2月两次主持召开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非正式会晤，当时成为‘鸡尾酒会’。由于各方分歧严重，回忆未能取得任何突破。作为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两主席之一，印尼感到为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同中国保持密切磋商和良好合作。”

对于中方而言，钱其琛讲，“我们考虑到，印尼是东盟国家的老大，在东盟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早日同印尼复交，不仅可带动另外两个东盟国家新加坡和文莱同中国建交，有利于进一步打开我们同东盟国家的关系，还可以有效遏制台湾当局竭力推行的‘弹性外交’，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

可见，对于当时国际社会环境下的中、印尼双方而言，复交纷纷符合迫切的国家利益需要，这才使复交能够跨越历史问题，迅速达成。

（3）符合国际社会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

正如钱其琛所言，是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国际环境的改变共同作用，使印尼在对华态度上出现了积极变化。

“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明显缓和。中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西欧、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特别是1973年初，关于在越南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签署后，美国结束了对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撤出军队，开始收缩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在国际格局出现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东盟对外政策也做了重大调整，东盟与中国关系开始从相互敌视走向友好合作。东盟六国中的三国，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

无论是迫于东盟发展的压力还是借着中国与他国建交的浪潮，顺应国际形势、与中国复交成为印尼必须仔细考虑的问题。跟深层次的挖掘，这种国际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国家实力的比拼，强强联合、强弱互补。正如毛主席所说，弱国无外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越爱越强大，复交越发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

2、两国复交应如何操作

（1）释放信号，寻找机遇

在国际交往中，大部分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而都先要经历较长的试探阶段。对于国家之间复交而言也是如此。以中、印尼复交为例，印尼方率先发出积极的复交信号，寻找会晤机遇。

据钱其琛回忆，“1989年初，印尼外长阿拉塔斯通过印尼驻联合国代表苏特雷斯纳大使，面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大使，印尼将全力促进中、印尼复交进程，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已经恢复，并表示相同中国外长尽早会晤。李鹿野大使答复苏特雷斯纳大使，中方赞赏印尼方为推动两国复交进程所做的努力，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尽早恢复中、印尼外交关系，中国外长也希望尽早与阿拉塔斯外长会晤。”

既然双方都纷纷示好，发出了复交的信号，那么如何进行对等、有效的沟通成为了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机遇。

《外交十记》中写到，“正是在这时，出现了‘东京葬礼’的时机。但是，我们得知，阿拉斯塔外长不随苏哈托总统赴东京，两国外长会晤难以实现。为了抓住时机，我们仍向印尼方表示，中国外长将会作为特使，前往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这件是双方会晤的好机会。”

（2）互通理念，寻找共识

无论是建交、复交，还是建立友好关系、达成合作，都需要双方有共识、共通的理念。在中、印尼的复交过程中，核心的互通理念便应是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印尼方的“建国五基”。而对于复交之后的细节可以说中方想得面面俱到，对于谈判的各个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应对措施都提前想好了合作点，因此复交很容易达成。

3、两国复交后的未来展望

在两国复交之后，第一步应该是先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中、印尼双方复交为例，“在回答印尼同焯过复交之后两国间经济合作问题时，阿拉塔斯说，在1985年，印尼和中国就建立了直接贸易往来，从那以后，两国贸易关系得到了显著发展。现在关系恢复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准备拟定新的贸易协定，双方都已经为此做了准备。印尼和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不仅限于贸易领域，复交之后，在别的领域的交往也必然会有发展。”

此外，两国的复交除了对两国发展有影响，对于国际社会也是重大的事件。一般来说，两国复交会带动很多国际力量的重新分类、组合。这就需要双方灵活应对，趋利避害。以中、印尼复交为例，“在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的推动下，我国于1990年10月和1991年9月，先后同新加坡和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我国实现了同东盟成员国全部建立外交关系。”

4. 参考文献

1、《外交十记》钱其琛2003年10月1日版http://www.xaixs.org/book/893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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