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性

曾守群

【摘要】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语境的自觉运用、语义研究的新途径、语境理论的应用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但它的分析方法主张从外部世界即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系统和结构，忽视了内部世界和语言使用的独特性，因此也存在局限。

【关键词】伦敦学派语境理论重要贡献局限

【中图分类号】H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09）11－0017－03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语言科学发展史上有其显著地位，其形成和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弗斯、韩礼德均对语言学研究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但应如何评价其历史贡献呢？

在如何评价语言科学发展中产生的语言理论上，中外的语言学家罗宾斯和刘润清都显示出一种科学的态度。罗宾斯从语言学史研究的角度总结了语言理论研究存在的倾向——用现在的眼光评判过去，“努力认清过去如何演变到现在的情况，以及科学在不断变化的文化环境中的不断变化的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故意只选择早期工作中可以同当代关心的方面发生特殊关系的那些部分。”［1］刘润清认为西方语言学发展很快，流派层出不穷，分支也不断出现。对这些不同的理论，应该采取的态度——先了解、研究，然后决定取舍。“在没有了解之前就加以否定，这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只有在了解之后，才有取舍可言。对待一种理论，不应该只看它的实用性，还应该注意它的理论价值。有些科学的抽象对所处的时代没有任何现实贡献，而在百年之后人们才重新发现它的伟大意义。”［2］以上两位专家的看法，都显示出他们对语言研究的科学态度：还原历史原貌，对语言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一、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地位与贡献

我们要对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地位和贡献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就要研究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即伦敦学派语境理论有助于解决什么问题，在实际中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及自身还存在着什么问题。以便尽可能地还原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历史面貌。

1．语境的自觉运用

古今中外，人们对语境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探讨语境问题在我国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在国外可上溯到古希腊时期。中外古代学者们很早就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语境思想，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自觉地把它们整理成系统的思想，甚至没有明确地提出“语境”这个术语，只是依据自己平时说话、写文章的经验，写下了一些体会。因此只能称之为一种不自觉运用“语境”的思想。

1885年，德国语言学家威格纳明确提出了“语境”概念，但并未引起广泛的影响。1923年，经过长期的总结，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情景语境”概念，并明确指出人们在分析、理解词义时要考虑“语境”。1935年，马林诺夫斯基又提出了“文化语境”概念。弗斯在接受马林诺夫斯基“语境”思想的基础上，不仅修正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缺陷，把“语境”分为由语言因素构成的“语言上下文”和由非语言因素构成的“情景上下文”，而且对“语境”的构成因素进行了概括，对人们在特定场合下的语言使用进行考察。这是语言学家对“语境”自觉运用的开始。韩礼德则在弗斯的基础上，对“语境”的构成因素进一步整理概括，提出了“语域”思想，研究“语境”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为“语境”理论在言语交际活动、语言教学活动等实践中的自觉运用做好了准备。

从古代对语境思想的不自觉运用到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语境研究和应用上有以下几个主要成就：（1）把纷繁复杂的语境用“两分法”加以区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使语境研究做到具体与一般相结合；弗斯的“语言内语境”和“语言外语境”，使语境研究兼顾语言内因素和语言外因素。（2）把具体的语境因素加以概括。弗斯把“情景语境”概括为参与者的有关特征、相关事物、言语活动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韩礼德则概括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的三个方面，使语境研究更加类型化，也使语境的运用更具操作性。（3）把语境因素与语言使用结合起来考察，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关系。

2．语义研究的新途径

语义无疑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语言的构成要素来看，无论按语音、语义两分法，还是再加词汇、语法的四分法，语义都是语言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层面或核心要素。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语义研究都比语音和语法研究要早得多，但在研究的进展或取得的成果上，语义研究反而缓慢得多。语义研究的困境或者语义层面研究的滞后，既有内因即来自语义自身的复杂情况给语义研究造成困境，也有外因即对语义的忽视和误解。

现代语言学开山鼻祖索绪尔主张研究语言的内部要素、结构和系统，就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这就使得语义研究在一种自闭的结构系统中进行。布龙菲尔德主张“依照严格的经验主义（以人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为依据，经过严格的解释和实践）。”［3］他对于可听、可说、可记的语音研究或者可说、可写的词汇研究很有把握，但在语言意义的研究上却流露出了悲观的情绪。罗宾斯认为，布龙菲尔德的悲观情绪，“以及否认语义的分析会像语言形式的分析那样严谨，结果使几乎整整一代语言学家都忽视了深入的语义研究，甚至还把语义学排除在语言学家的主要研究之外。”［4］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创始人乔姆斯基注意到了上下文语境对符号转换的制约性，但他研究的是纯语言或理想语言，语言理论都建立在一个理想的基础上。但是，不受空间、时间、社会阶层等因素制约的所谓理想的语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从语言学流派来看，以法国语言学家布内阿尔1897年出版的《语义学探索》为标记的传统语义学，虽然从词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语言学的一门专门研究语义的分支新学科，但是仅限于词义范围。20世纪30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结构语义学，虽突破了传统语义学的局限，但仍然把语义限定在语言系统中进行研究，对于语义进入交际后在语义层面发生的变化难以解释。语义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学派自身的局限性使语义研究处于困境中，语义的深入研究需要新的元素的加入、新的理论的产生。

伦敦学派以实际应用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并依此提出的语境理论无疑为语义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从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语境”概念到弗斯语境理论的建构再到韩礼德对语境理论的完善，语境理论把非语言因素引入语言研究领域。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提出“语义存在于语境”的观点，重视非语言因素即情境对语义形成的影响，为语义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第一，对语义的再认识，从过去把语义看成所代表或者所指的东西，转变为把语义理解成功能，即词语及其组合的用法；第二，解决了以往把语言当作一种单一系统为指导思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即同样的语言形式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意义。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从语义的形成入手，论证了语义同语境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结合语境对语义进行分析。首先，语境理论认可语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语义的丰富性来源于语义构成因素的丰富性，即语义的构成一方面来源于语言形式，另一方面来源于语言使用的环境，包括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特别是社会、文化等非语言因素。其次，结合语境对语义进行分析，即考察语义，必须考虑语言使用的情境。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语境，对“语境”进行了抽象的概括，使语义的分析能比较全面地考虑到各种“语境”因素。最后，把语境、语言形式、语义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考察。结合语境对语义进行分析，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语义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也证明是可行的。

3．语境理论的应用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不仅为语义研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也直接促成了语用学的发展。语用学从定义上来说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如何使用的学问，也有人把它概括为利用语境来推断意义的学问。尽管人们对语用学的定义和范围还有一些争议，但是语用学研究都离不开语言使用的规律、交际的原则和语境因素的制约。重视语境因素的研究，是语用学这门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的一个重要特点。语用学和语义学虽然都是研究语言的语义，但是它们的侧重点不同，语用学把特定的“语境”中的语言的意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著名的英国语言学家利奇用两个非常简单的疑问句为我们直观地回答了语用学和语义学在研究意义方面的区别：“语义学研究的句子意义是回答问题‘X表示什么意义（WhatdoesXmean）’，而语用学研究的话语意义是回答问题‘你说X是要表示什么意义（WhatdoyoumeanbyX?）’。很明显，第二个问句中的X是被放在某一个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来考虑的，充分体现了话语的情景或语境对语用学研究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5］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为语用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任何一种语用学，无论是普通的语用学理论研究还是具体的语言使用研究，离开了语境，就失去了考察的标准。

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不仅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而且在其他的领域中如语言学习、翻译、“人工对话”等方面也得到运用。语言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在不同的语境中运用恰当语言进行表达的能力。过去的语言学习，就是死记硬背语言规则，死背离开语境的孤立的句子，但是语法上规范的句子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中都适用，语言的使用要受一定的交际场合制约，也就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否则就如同在庄重的场合穿着背心，在非正式的场合中穿着笔挺的西装一样尴尬。语言使用者的言语交际能力培养离开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就只能沦为语法规则的“奴隶”了。现在，语言学习中盛行的情景学习法和交际学习法就是利用语境理论的成果，针对以往学习中不分场合的缺陷，提出的一个有效措施。它对于灵活运用语言，提高实际的言语交际能力有很大的作用。翻译离不开语境，这已成为翻译界学者们的共识。因为翻译时确定词的意义，必须对具体语言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然后才能找到一种最佳的翻译方式。“人机对话”又称“自然语言理解”，它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学会懂得人类日常的自然语言，从而建立人跟计算机之间用自然交谈的模型。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个方面，这都离不开语境。例如，在汉语的语音输出中，语境问题直接关系到输出语音的识别度。

二、伦敦学派语境理论的局限性

首先，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语言的性质，分析语义的构成，认为语义的理解离不开语言的使用环境即“语境”。它对语境因素的概括、语境与语义结构的对应关系的研究都源于一个共识，这就是类似的客观语境特征将导致类似的语言行为。这种分析方法主张从外部世界即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系统和结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忽视了内部世界，未从说话者个体的内心世界出发去探讨语境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说话者作为语言的使用者，对语言的使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忽视了语言使用的独特性或个性，往往是一种语境对应一种语言形式结构，因而带有抽象化和理想化的色彩。社会心理学家列文（Lewin）认为“对语言使用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客观真实的而是交际双方所能感受的‘生命空间’（lifespace）。研究语境不仅需要从语境类型的角度进行，而且更需要从具体的带有个性的语言行为深入展开”。［6］因此，在重视语言的社会过程的同时，也要注意语言的心理过程，否则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在“认知语境”上就无法进行充分解释。

其次，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对语境的研究以静态研究为主，“人们把语境看做是预先确定的因素组合。”［7］即语境要素是先于交际过程而存在的，语境要素对交际双方在语言使用上有制约作用，但这种制约作用是一一对应的。弗斯尽管认识到语境在语义生成、解释上的重要作用，但对于语境的动态特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韩礼德接过弗斯未完成的任务，在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上，特别是在语境与语义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上进行了考察，但这种考察依然是一种静态的考察：按韩礼德对情景语境的划分，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三个语境要素从言语活动的起始阶段保持不变，从而保持语域的一致性。所以这种考察最多只能预测语言使用对语言形式的选择，预测语言的字面意义，而不能预测语言的隐含意义。人们交际活动的情景中并不是语言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一直不变的或者孤立的，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这三个语境因素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断调整，有时各自发生变化有时同步发生变化，从而对语言使用产生影响。

伦敦学派语境理论在语境研究和语境应用上所存在的局限，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的原因来看，伦敦学派代表人物对语言的社会属性的认识，决定了伦敦学派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去考察语境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只能是从客观存在的各方面的社会因素来分析各种语言问题，其理论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如语言使用时的心理因素。从客观原因上来看，有两个原因：（1）语境本身的复杂性，语境涉及语言的知识，语言的上下文、交际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的使用者，语言交际的互动等因素。弗斯和韩礼德尽管对语境因素进行了概括，但还是有一些情景因素未能包含在其中并受到重视。（2）时代的局限，当时对语境的特征还未有充分的认识。

一种新的理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不是因为它能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而是它能提供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能够在某一方面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伦敦学派语境理论从社会文角度研究语言的系统和结构，特别是长期困扰人们的语义问题，把非语言因素引入语言研究，拓宽了人们的语言研究视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境、意义、形式三者之间的问题。分析该理论的贡献，特别是历史上的贡献，以及它的局限性，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语境。

参考文献

［1］R.H.罗宾斯著.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冯建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

［2］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287

［3］R.H.罗宾斯著.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冯建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33

［4］R.H.罗宾斯著.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冯建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34

［5］魏晏龙.伦敦学派对语用学研究的贡献.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56

［6］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

［7］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