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人民军队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探索实践

胡贡李博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面对复杂局势，国共两党虽然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企图控制和夺取人民军队指挥权的阴谋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一些官兵对此警惕不足，加之党内存在的右倾主张和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导致出现了忽视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倾向。围绕着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经历了一系列的严峻考验和复杂斗争。

关键词：全面抗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探索实践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企图控制和夺取人民军队指挥权的阴谋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同时，人民军队内部一些官兵对统一战线政策认识不清，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警惕不足,加之党内存在的右倾主张和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给党及军队思想造成了严重混乱，导致出现了忽视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倾向。围绕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经历了一系列复杂斗争和严峻考验。

一、恢复和完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由于受国民党方面的干扰，采用与国民党军队相一致的单一首长制，取消了原有的各级政治委员，并将八路军下辖3个师的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在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上的让步，势必给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带来不利影响。由于实行单一首长制，部队中很快出现了轻视党和政治工作，建立个人系统，忽视群众利益，侮辱战士等现象。1937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在深入115师师部及所属部队检查政治工作时发现：“部队虽然改编时间不久，但作风却起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吃得开的是副官，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1]短暂时间内，原有的红军传统，党的核心作用被严重削弱了。如此下去，部队将面临改变性质的危险，此事关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立即向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受命起草了建议八路军恢复政治部和政治委员制度的报告。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指出：“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而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到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某些损失。”[2]并就如何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0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立即复电作出指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3]10月24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向八路军各部转发了中共中央决定：“（一）特决定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团以上、独立营设立政治委员。（二）各师政训处立即改为政治部，各团政训处改为政治处，其职权和工作与过去政治处同，旅设政治处，由政委兼主任。”[4]这一制度的及时恢复，使得一度被削弱的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巩固提高，对当时复杂局势下我党我军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在历次整军中强化党的领导

1938年2月，八路军总司令部与野战政治部下发《关于整军训令》，着重指出：“在十二月底以前部队分散行动和扩兵时期，暴露和产生一些严重现象，如贪污腐化浪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某些干部逃亡，军事政治纪律的松懈，由外界恶劣意识的影响滋长着的军阀主义与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党和政治军事机关经常工作制度的削弱等……”。[5]要求各级首长和政治机关，针对存在问题严格进行整军。为保证任务的完成，1939年2月，八路军政治部发出《关于整军政治工作计划》，明确从3月1日开始完成整军中的政治工作，并特别强调要“巩固部队与党的领导”，“严格健全各级政治机关”，“健全支部工作，使支部真正成为领导群众的堡垒和核心”。[6]12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专门下发《训令》，明确要求：“巩固我们的部队，加强党在我军中的绝对领导……。”1939年的整军，分前后两期共六十一个团，在各级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达到了清除忽视党的领导作用，坚强党的领导力量的目的。但由于时局关系，致使计划未能圆满完成。

1940年2月，朱德发布了《关于一九四〇年整军计划的训令》，分两期再整理五十个团，以四个月为一期，并着重指出整军要求“加强与巩固党在部队中之绝对领导；……巩固自觉纪律、制度，肃清游击习气”。[7]在这次整军中，各部队正确把握了整军方针，把加强党在部队中的领导作为整军中心，取得了较大成功。方强在总结八路军冀中纵队的整军经验时就指出，通过整军：“提高与巩固了政治委员制度，加强与奠定了党与政治工作基础，巩固了党的领导。”[8]

根据形势发展，194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计划在一年时间内，对全军47万主力军、游击队以及210万民兵展开轰轰烈烈的军事和政治整训，着重强调“一年整训期内，政治工作须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9]此次整军重在肃清军阀主义的倾向，改善官兵与军政军民关系，克服了在军民、军政、军党关系上的错误认识与态度，纠正了不尊重党的领导，对党闹独立性的不良倾向，进一步增进了军民团结和官兵团结，使部队更加巩固，战斗意志更加坚强。

三、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加强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1937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八路军中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均受军委分会统辖。保证了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使人民军队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辟抗日根据地。

由于我党我军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之中，党政军委员会这种分权式垂直领导体制，适应了抗战初期战争形势需要，有助于各地党组织和军队发挥其自主积极性。但随着局势变化，兼之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遗毒，逐渐出现了诸多极不正常现象。部分单位各自为政，缺乏协作精神，有的还存在较大的矛盾和纷争；一些组织机构固守条条块块，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部队滋长了分散主义，片面强调自身情况的特殊性。正如徐向前所说：“对党的领导一元化的问题，认识非常不够，因此，就形成了对党闹独立性的倾向”。[10]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开始逐步调整领导体制。1941年2月，中央军委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前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一律改名为军政党委员会，以资区别），作为每级的集体领导机关”[11]。1941年9月，中央发出《加强山东军政领导和统一作战指挥的指示》，开始从组织上统一各地分散的领导权。1942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

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取消各抗日根据地的党军政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除接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分会领导外，还就近接受所在地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领导和指导，主力军接受所在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这一组织制度，是在抗日战争残酷复杂的环境中，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又一重大措施，进一步从组织上保证了全党全军的集中统一和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参考文献

[1]《黄克诚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4．

[2]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四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56．

[3]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四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57．

[4]《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转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在军队中领导的决定的命令》，《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85

[5]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四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107．

[6]《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关于在整军中的政治工作致各兵团等电》，《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②[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23～24.

[7]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四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721.

[8]《朱德等关于整军问题的训令》，《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②[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205

[9]方强.八路军冀中纵队的整军经验.《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7期，1940年7月25日.

[10]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七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531

[11]《徐向前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111、112、114.

[12]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