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的游民意识

郑忠明

这种意识往往通过民间文艺表现出来。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对此做了很多研究。他的一些发现，足以让我们震惊。

互杀全家的关羽张飞

《花关索出身传》里讲到刘关张一见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庙王”前对天发誓要干一番事业，结果刘备说：我只是个单身汉，你们两个人有老有小，怕是到时会想回家。言外之意就是闲关张两人拖儿带女的，成不了大事，关公一听，赶紧说：我去把家里老小都杀了，跟哥哥走。还是张飞心细，说：你怎么能下得了手？还不如我杀了你全家，你去杀了我全家。”后来，除了一个关平被张飞“怜可见”，两家人不留一个。可见，这种残忍的做法，在游民们看来，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要是换作孔子在旁边偷听，怎能不气得七窍流血抽搐而死？

《花关索认父传》里面，也讲到一个“不孝”的故事，花关索是关羽的儿子，到荆州来认父亲之前就立了大功——帮关羽追回了丢失的胭脂马，可是关羽嫌这小子来历不明，不肯相认，花关索气了，做爹的不认儿子，那还得了？你要是再不认，我去投奔曹操，领军来捉拿蜀国的五虎大将。做爹的不认儿子，儿子就要与爹为敌，恐怕成日里念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老夫子又要被气死一回了。这些在主流意识里无法被认可的道德观价值观，却可以在游民的思想意识里大行其道，可以说，游民意识就是一种对主流意识的反叛。

游民们的发迹春梦

这些通俗文艺还极力追捧那些发迹的故事，崇尚武力，作为游民阶层，的确也是一种精神寄托。譬如这些作品里讲到的五代十国最高统治者与文臣武将，都出身游民或者兵痞。后周的开国君主就是靠一条“杆棒”的武功碰巧打中了一个官，后来坐上皇帝宝座。特别有意思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汉主刘知远就是靠一开始发迹当上了“九州安抚使”，刘的糟糠之妻李三娘看到了金印，紧紧抱入怀里，不肯还给刘知远，说：“这个金印奴家藏起来，不要怪我不给你啊，我怕你又扔下我一个人走了”。可以想见，游民发迹成了一种让人羡慕的理想，还有一些慧眼识英雄的故事，更是在江湖艺人眼里冒金光，一个后宫中被遣出来的掌印的柴夫人，十分的富有，却要嫁给一个卖狗肉的郭大郎——郭威，大家都笑她，可这位柴夫人依然相信这位“郭狗肉”能大富大贵，这就是游民们推崇的“慧眼识英雄”模式，当然，这个郭威最后自然是成了后周的皇帝，真可谓“身在肉摊人未识，一朝化身国之君”。

心惊肉跳的屠杀意识

自古有儒、道、释三教，而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认为明以后又多了个“小说教”。钱大昕说，如果说佛教、道教等是教人为善的话，那么“小说教”则是教人“作恶”。一是以《水浒传》为代表的“以杀人为好汉；一是以《西厢记》为代表的“以渔色为风流”。

游民的眼光短浅，为了眼前利益，往往什么都做得出来，残暴野蛮，有意思的是，主流意识往往认为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在游民看来，却是可以说可以做，而且是正正当当的。唐代文人韩愈描写曾经割据一方后来被俘虏的刘群全家被处死的情景时，写得是血肉横飞，让人心惊肉跳，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暴力描写”，可是，宋代的苏辙则批评这种写法是“何其陋也”，可见主流意识是不容许放大这些人性的阴暗面的。而游民为主角的作品中一些对杀戮的描写也非常细腻，不过作者认为这是在伸张正义，譬如《水浒》里面的李逵为了赚朱仝上梁山，便杀了知府“方年四岁，省得端严美貌”的小衙内，把他的“头劈做两半”。杨雄杀潘巧云，则是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从心窝直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又将潘巧云大卸八块。这简直就是杀猪，惨不忍睹。至于其他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游民往往对力量的崇拜也到了盲目的地步，就说说李元霸的故事吧，在《说唐》里，力量被崇拜到了极致，一百八十万人马，李元霸孤身一人左右其锤，竟然杀得只剩下了六十二万，真够意淫的。而鲁迅小说里的阿Q，也是动不动就要和人“耍一耍胳膊”，在游民的意识中，连诸葛亮这样的文雅之士，竟然也可以“结袍挽衣，提剑就阶，杀了来使”，可见暴力杀戮被崇拜到不分场合和人物身份，人人皆绿林豪侠。

游民好财不好色

虽然主流意识对待女性也不平等，但主要是以为男人服务的角色来对待。而对于游民来说，女性则是敌人，特别是长的风骚勾引男人的女人，那就是杀杀杀，除非“女子无容便是德”，巴不得“天下女人都变性，化作男身更清净”了，梁山上有几个女性，要么就是像孙二娘那般母夜叉的“男人婆”，要么就是像扈三娘这般美貌女子嫁给丑陋的王英，反正不给好下场。刘备兵败下邳时，猎户刘安把自己的妻子杀了用妻子的肉来款待刘备，真个是听完此等故事，不知是人还是鬼了。这些江湖游民多半好财物，而不好女色，可以“大秤分金银，大腕吃酒肉”，却很少会出现“集体淫美色”。

发现另一个中国

游民意识还表现在很多方面，不一而足。与主流意识的背道而驰使其表现出强烈的反社会性，游荡生活使其长期处于一种竞争状态，不保守，喜欢主动出击，“该出手时就出手”，以求得生存。动荡的环境使其需要组成帮派来进行自我保护，水浒里走投无路者都投奔梁山就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阴暗面在主流意识里得到抑制和隐藏，而在游民身上却赤裸裸地展现出来，以侠客作为自己的人格楷模，其道德价值观就是讲义气，主流意识里的忠也被游民拿来变成了一种“义”，诸如关羽和张飞对刘备的忠表现出来的就是“桃园结义”。游民之间追求的人际关系理想就是平等，而非“长幼有序、君臣有别”。

正因为这些与主流意识相背离的性格特征是为统治者所不容的，所以决定了它很少能出现在正史之中。这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正因为如此，《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才被一些学者称为“发现了另一个中国”。它对于游民这个群体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