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的制度创新势在必行。1985年以来迭经改革，但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又遵循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体制与机制，因而影响高等教育“生产力”的发展，有碍大学办学活力和创造力的释放。如同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我国高等教育需要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我国大学制度创新面临两个难得的契机。其一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契机。人们有理由期待北大、清华、南大、淅大等高校借助欧美发达国家研究性大学的成功经验和机制模式，结合中国国情，在建立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方面整体设计，多校联动，以提供改革思路，产生示范效应，引领全国高等院校的制度创新。其二是众多民办高校崛起的契机。从理论上讲，民营高校没有负担，可以实施新的办学机制，形成新的办学体制，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开创新的格局。能否抓住契机？关键在于能否排除难点。重点大学的兴奋点在于“硬实力”的较量，在制度设计、机制更新方面的沟通与呼应初具共识但是尚未付诸实施，相关的“联盟”一直停留在情议阶段。而事实已经证明，只有“多校联动”，才可能突破体制、机制方面的“瓶颈”。另一方面。中国的民营高校在获得某些办学灵活性的同时，却陷入另外的认识误区和体制困局，其趋势是成为“家族式管理”而非“现代大学制度”。其焦点在于民营高校是“办学校”还是“办产业”？校长是“办学者”还是“打工仔”？最要害的问题在于我国的民营高校大多是“投资办学”而非“损资办学”，是“商业行为”而非“公益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