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太炎的明史研究

杜尚远

明季多遗民，而以江浙最为集中。他们隐居著述，结社交游，以遗民气节相砥砺，引领一时风气，直接影响着清初的文化生态和政治格局，也塑造了江浙文人特有的风骨，流风所及，直至清末。章太炎生长于兹，深受江浙文化土壤的滋养。他的朋友、弟子也多把他与明季遗民相提并论。宋平子认为他“一孺生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云何不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遗老魂魄凭身”。首先章太炎逝世后，蔡元培题写的挽联有“后太冲炎武已两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之语，他的嫡传弟子钱玄同及吴承仕分别题写“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第一、“继述王李顾黄卒光复五千载”。第二朋辈师友弟子不约而同地将章太炎与晚明遗老相提并论，其感受当来自于章太炎日常言谈举止之濡染，较为真确，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章太炎的“明遗”情结。这种情结可以通过章太炎对南明纪年的执著、明裔史料的留心和对顾炎武学行的慕效来加以认识。章太炎曾对李光地“荐降臣施琅可用状。玄烨内其言。二十二年，卒下台湾。自是明氏子孙，与奉中国年历冠带者，无遗育”，第三表达了深切的痛恨和遗憾，从中可见他对“中国年历冠带”的眷念。“冠带”自是一种具象化的文化宣示，而“年历”则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能够展示史家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为了尊奉“中国年历”，章太炎有意在其论著中大量使用南明“年历”，以彰显其民族立场。《訄书》初刻本后有“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第四之书法，类似书法曾反复出现，如“自永历伤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有九年”，第五“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帮族，亦因以澌灭。顾望皋渎，云雾如故，惟兹元首，不知谁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第六永历是南明桂王的年号，辛丑是南明桂王永历十五年(1661年)，这一年桂王政权为清人所灭。在章太炎看来，辛丑年最后一个南明小朝廷的覆亡，不仅标志着“明祚既移”，而且还意味着“炎黄姬汉之帮族，亦因以澌灭”。显然，他是将南明政权视为正统的，并以之为“炎黄姬汉之帮族”和文化的象征。他看重的是“永历”和“辛丑”所蕴含的“炎黄姬汉之帮族”和文化的延续，并为它的“澌灭”而痛心。

对此，有人指出:“那时他虽然还在‘与尊清者游’，却已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怀着深刻愤懑，以致不愿用清朝纪年。他把南明桂王政权灭亡以后的清朝统治，都视为非法，因而使用‘辛丑后’纪年”。第七后来，章太炎走上“排满革命”之路，他在《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中公开呼吁:“愿我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第八这种充满了明遗情结的呼吁无疑是对“中夏复国”的期冀，真实地反映了章太炎当时的心境与追求。留心明季史料、表彰明遗民“潜德”是章太炎“明遗”情结的又一重要表现。民国稽勋，章太炎以为，明室遗民“皆宜表意，以彰潜德，具见主持公道，不忘本源，所谓狐死首丘、叶落归根者”。第九所谓“本源”和“根”，显系指“中夏”种族与文化。为表彰作为“本源”的明遗民及其后裔的事迹，他用心考索，甚至亲自联络，查找明遗民的宗谱族谱，“以彰潜德”。这正反映出他“不忘本源”、“叶落归根”的文化立场。章太炎从《滇系》里发现“永历帝崩于旧晚坡，从官遗嗣殆尽。然清乾隆时尚有宫裹雁者，为永历帝后”。该书附有详细的考索，指出“永昌守杨重谷闻变，欲以宫裹雁为功，乃诇周某，好迓之，至永昌，至省，不敢轻动。狱已具，杀之于甕城”。他痛恨清廷“灭台湾，后必杀宫裹雁，遗烬灭息，百无一二存”。或许是不甘心永历后裔就此“遗烬灭息”，他推测说:“桂家生齿既繁，不独一宫裹雁。曩占之归，其男夫尽从以往，则永历犹有遗种”，可惜“缅甸灭于英吉利，其踪迹遂不可得详”。

瑏瑠类似的考索还有很多，比如章太炎对明太祖第十五子辽简王之后松滋王和李赤心后裔的考索。他认为“史表不载术经薨年，亦无谥号，是必终于崇祯亡后，及荆州陷虏，亦不知术经所终”。他据腾冲李根源所言“(李)赤心有后，在腾冲城东南二十里洞坪邨山后，更姓段”，又据松滋王后《朱氏家谱》所载“永历帝西走永昌，(李)赤心之子实从，复从至缅甸。二年而帝为缅甸送致虏君，赤心得脱，遂寄住腾越。以段为云南大族，遂改称段氏以自晦”，断言“清末腾越有把总朱开宝，即松滋王后。贡生段尔超者，即李赤心后”，“其一心为民，未尝携贰，而赤心独有后，是亦君子所乐道”。第一对于吕用晦，章太炎称赞他是“以侠士报国者”，明亡“年始十六，散万金以结客，往来铜炉炉石镜间。窜伏林莽，数日不一食，事竟不就”，后因曾静案惨遭戮尸，诸孙“皆戍宁古塔。后以它事又改发黑龙江，隶水师营”。这样的遗民忠烈深受章太炎仰慕，民国元年章氏还“至齐齐哈尔，释奠于用晦影堂。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士人称之为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士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第二民国二年，章氏任东三省筹边使，犹不忘“为黑龙江的浙江同乡会呈请褒扬吕留良的后裔”，第三还亲自“至其家，见《三鱼堂文集》，其中有《祭吕晚村先生文》一首，因知陆稼书实为晚村弟子，今通行《三鱼堂文集》无此祭文，则乾隆以后抽毁之本”。第四从以上数例即可看出，章太炎之所以留心明季史料、表彰明季遗民，实出于对中夏“遗种”和文化的期冀和深情。对明季遗民尤其是对顾炎武学行的慕效也展现了章太炎浓厚的“明遗”情结。他曾说:“中国饿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龚胜，第三司空图，第四谢枋得，第五刘宗周。若前三子者，吾不为;若后二子，吾为之”。第五其实，他欲慕效的何止谢枋得、刘宗周，顾炎武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章太炎认为，“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第六他“早岁即慕亭林，其严种姓，重风俗，皆与亭林论学之旨相近”，第七“远绍亭林，志节亦相似”。第八无论是他早期宣扬“排满”，还是“后期演说当中，提及顾炎武的频率，要远远高于晚明其他人物”。第九这是他“时常放在心里”的人物。

二、明史研究对章太炎的意义

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而明史研究则是“学问”和“革命”的一个重要结合点。有人说，章太炎是“以一个明朝遗民的思想，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对其明史研究特色的一个极佳注脚。这使得明史研究对章太炎具有了超出学术之外的多重意义:它是一种文化意象，代表着华夏文化的血脉;它是一种思想资源，可以从中挖掘理论武器，激发国人种族意识;它还是一种人生指导，明人的立身行事锻冶了他的个人志趣，也为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人生坐标。文化是历史在现实之中的投影，史学则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意象。对于章太炎来说，明史是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研究明史则意味着对华夏文化的坚守与弘扬。这为他的种族思想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上接第29）章太炎指出:“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语言、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值”。这是把历史与语言、风俗一起视为国家、种族的重要文化象征。但是，“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古人有“国可灭，史不可灭”之说，看重的正是史学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保存功能。

三、结束语

明史修纂和研究有两个比较集中的时期:一是明末清初，二是清末民初。明末清初的明史修纂和研究，既有清廷的官修《明史》，也有大量的私修明史著述，如谈迁《国榷》、査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张岱《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等。这些明史著述不仅体裁多样，而且风格各异，代表着不同史家群体对明史的思考和探索，同时也反映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如果说明末清初的明史修纂热潮是中国古代易代修史传统的延续，那么清末民初的明史修纂和研究热潮就是中国史学和社会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产物了。这次热潮在研究对象和问题的选择、研究旨趣与取向等方面显示出与前次不同的特点。其中，章太炎的明史研究独具特色，既有其个人的文化特点，也反映了转型期的时代诉求，值得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余康.章太炎的“明史”撰述新探[D].华中师范大学,2014.[2]尤学工,余康.论章太炎的明史研究[J].史学史研

究,2016(04).

[3]唐振常.论章太炎[J].历史研究,197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