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后中苏关系的演变及对中国的影响

石学峰

毛泽东；赫鲁晓夫；中苏论战；中国的探索

一、斯大林逝世后中苏关系的演变

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到1966年，是中苏关系史中极为复杂的、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两个时期：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第一阶段，中苏关系继续友好进入中苏最好时期；1956年后到1966年是中苏开始论战并走向决裂的阶段。这短短的14年，也是中国开始艰难的社会发展道路探索阶段，此时期的中苏关系直接影响我国社会道路的探索进程。

1.赫鲁晓夫对中苏关系的短暂修复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通过种种手段，赫鲁晓夫走进历史舞台。不过，尽管在角逐最高权力的较量中，赫鲁晓夫获胜，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因此，赫鲁晓夫不但在国内继续努力寻求支持，而且在国际共运大家庭内也积极寻求支持，特别是寻求中共的支持。因为中共是当时在国际共运中是仅次于苏共的第二大党，新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国，能否与中共搞好关系，对赫鲁晓夫地位的巩固至关重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利用庆祝新中国五周年的机会访问中国以图改善中苏关系。对于赫鲁晓夫主动同中国搞好关系的积极态度，中国领导人给予了热烈的欢迎。

1954年9月29日，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飞抵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苏联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个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同时反映出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重视。两国签定了新协定以修补两国被斯大林伤害的中苏关系。新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两国议定了苏联军队从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根据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第二，两国签署了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公报宣布：苏联将把1950年和1951年创办的四个中苏合股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从1955年1月1日起全部移交给中国，所交苏联股份的价值将由中国以供应苏联通常出口货物的办法，在数年之内偿还。第三，两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第四，两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5项中国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协议书等八项。

以上情况表明，赫鲁晓夫这次访华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因在签定《中苏同盟友好条约》而附带有损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的附加条款所带来的损害。赫鲁晓夫这次访华所作出的新姿态，不但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有较大的帮助，而且对建立和发展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赫鲁晓夫等人的首次访华是使中苏关系真正平等起来的第一步。

赫鲁晓夫此次访华力图与毛泽东及其中国领导人建立平等关系，有其深层次地原因，即随着斯大林逝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以后的苏联领导人都不可能像斯大林时期对待毛泽东和中国了，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他们也无法跟毛泽东相比。如前文所述，赫鲁晓夫刚刚上台，地位不稳固，非常需要中国的支持。

但是好景不长，赫鲁晓夫的谨慎外交没有持续多久，待其地位稳固后，中苏之间的平等关系又遭到重大破坏，引发了中苏之间的大论战。

2.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交恶

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这一不寻常的做法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毛泽东说：“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表明，从如何对待斯大林这一问题开始，中共并不完全赞同苏共的看法和做法。中苏之间产生了分歧，打破了过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总是“完全一致”的局面。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主要矛盾和分歧表现在：关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关于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关于中东局势的分歧。由于苏联当局坚持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致使中苏矛盾凸显。到50年代末，中苏两国由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上的分歧，由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化，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1960年，可谓是中苏关系演变的一个决定性年份：1960年7月，苏联突然照会中国，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同年9月，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苏共在会前散发一封长达6万字的粗暴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并在会上带头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1962年，苏联当局乘中国经济暂时困难、美蒋敌对势力不断骚扰大陆之机，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策动和胁迫6万多中国公民越境跑到苏联那边，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同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责中国反对印度入侵的战争，并认为中国在加深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把印度往资本主义国家一方推。伊犁叛乱和中印边界战争使中国感到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已受到来自苏联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这一年苏联的对华政策和行为完全没有苏联老大哥的兄弟友谊，反目成仇。1963年，中苏两党举行高级会谈。其间，苏共于7月14日公布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指名道姓地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1965年3月，苏共单方面发起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莫斯科会议，中共等7个反对苏共路线的党拒绝参加。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邀请，没有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从此，中苏两党彻底断绝关系。中苏双边关系中的不平等，即全方位的不平等是中苏关系恶化，甚至导致两国关系完全断绝的根本原因。新中国诞生之前，中共制定对苏“一边倒”政策并不简单的是因为与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外交、经济等现实利益而做出的现实选择。苏共二十大至1959年戴维营会议前，中共对和平共处、斯大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抱赞成态度，只是党两国利益冲突激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才逐步升级，使中苏分歧呈现为意识形态的大论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苏论战，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正是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苏联大国主义政策与中国的独立自主方针的严重对抗，导致了双方重大方针政策的分歧，这是中苏矛盾发生发展并最终导致论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二、中苏关系的演变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影响

针对这十年来中苏关系的巨大演变——由友好的同盟关系到相互谩骂的仇敌。这种变化发生在中国建国不久正在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毫无疑问，作为昔时的支持方而成为对立方，对当时的中国可谓是影响巨大，中国在当时为应对这种巨变开始探索走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

1.“秘密报告”引发的中国深层次思考

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之间开始在政治上，经济上等诸方面产生分歧。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开始对苏联的经验进行“反思”，要以苏联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苏为鉴”，独立探索。1955年底，通过对我国“一五”计划建设和苏联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他曾说过：苏联走过的路，你还想走吗？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之处。这对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起到了警示作用，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1956年，在中共中央多次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议上，毛泽东一再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因此，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认真分析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方针，根据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当时的中国逐步破除苏联的迷信，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见，中苏论战的爆发，对当时的中国起到了解放思想，破除苏联迷信的作用，对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摆正农、轻、重关系，探索中国特色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1956年3月，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时，张闻天首先提出：“苏联内政错误主要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似乎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农、轻、重如何摆是个大问题，值得从中吸取教训。”随着中苏论战的展开和升级，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例如，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1958年6月，毛泽东也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工业化方针，强调要“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可见，中苏论战使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单纯信赖苏联，信赖斯大林的做法，摆脱了依赖苏联援助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走上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第三，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认识。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连续开会讨论了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并于4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中提出：“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毛泽东等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波兹南事件等事件之所以发生，重要原因之一是当事国拿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探索，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把两类矛盾的观点作为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根本立场’，首先提了出来”。文章“不仅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和使用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而且讲了这两类矛盾产生的原因和具体内容，还讲了处理这两类矛盾的方法，以及这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等等。”

综上所述，通过正确地对斯大林及其苏联的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照搬照抄苏联的一套，要走中国自己的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要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等。据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出了开展党的整风运动的决定，以期通过发扬党内外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正中共党内存在的不良作风。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毛泽东思考中国问题出现转向

毛泽东虽然认为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明确表示不赞成将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积极方面是主要的，所犯错误则是次要的。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斯大林虽然犯有错误，却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责赫鲁晓夫：“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并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因此，毛泽东等在1956年底正式提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更重要在于毛泽东不仅认定苏联已经变修而且开始考虑中国如何“防修”的问题。1962年8月至9月，毛泽东相继在北戴河和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并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把它同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联系起来。毛泽东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鉴于大跃进失败以后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毛泽东对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日趋严重。通过发动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着重抓城乡基层和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同时，毛泽东也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上层，特别是中央的动态，一方面不断地点名敲打“犯过错误”的少数高层领导人，同时一再发出“中央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的警告，使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终于导致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综上所述，在1953年至1966年这十几年里，中苏之间由昔日的盟友到完全破裂，这是多种因素交叉影响的结果，同时中苏论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产生了双方面的影响，既有利于中国打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2]毛泽东文集[M].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