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央苏区干部教育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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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中央苏区干部教育

王宝玲

王宝玲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中图分类号:A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41-1413(2011)09-0000-02

摘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创建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建设。苏区的干部教育取得了较大成绩,不仅为革命事业培养大批优秀干部,而且在如何创办高中等学校,如何快速优质地培养干部,如何按照实际斗争需要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众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有益的经验对搞好今天的干部教育和进行教育改革,仍然有着历史的借鉴作用和现实的指导意义,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关键词:中央苏区;干部教育;基本经验

中央苏区干部教育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的伟大实践,是一项开拓性的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在干部教育史上的的创举。经历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开始寻找适合自己走的道路,中央苏区的干部教育开创了党独立自主地培养自己干部的先河,坚持从中国的实践出发,不是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而是结合当时战争环境和革命需要,立足革命和生产相结合的总方针,开展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干部教育,为当时革命乃至今后培养和积累了一大批干部。总结中央苏区干部教育的方针、内容和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中央苏区的教育总方针和中心任务

在苏维埃政权下教育建设的基本出发点,服从革命战争需要,为革命战争服务,这是根据地教育的历史任务。为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中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苏维埃文化。”①

党和苏维埃政府改造旧教育,建设革命教育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于1934年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在于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的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②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明确规定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必须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即无产阶级的思想作指导,而不能是别的思想作指导,这就确保了苏区教育的无产阶级性质;它明确提出苏区文化教育必须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这个中心任务,指明了苏区教育的前进方向,它还明确规定苏区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就是说必须将书本知识与生产斗争实践相结合,做到理论与实践统一,这既符合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客观规律,也有助于培养苏区新一代的革命和建设生力军,从而为苏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找到了正确途径。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毛泽东说:“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③在这里,“义务教育”的对象是入学适龄儿童;“社会教育”的对象是苏区的全体公民;“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主要是指苏维埃的干部教育和干部培训。毫无疑问,要“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就是使苏区全体适龄儿童都能入校读书,“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就是要加强对苏区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素质;“努力扫除文盲”就要使苏区大批青壮年都能摘除文盲帽子;“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就必须大力发展苏区干部教育事业。

苏维埃文化教育任务十分艰巨。因为“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在中央苏区所在的赣西南和闽西地区,革命前因经济落后,文盲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更高,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甚至只有10%左右。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达到让所有的适龄儿童能入学读书,让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让大多数文盲都能读书识字,让大批的领导干部都能迅速提高文化水平和领导水平,其任务何等艰巨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认为:“每个人都明白,所有这些方针和任务,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有实现的可能。”④苏区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伴随着上述苏区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而来的另一项艰巨任务,是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旧教育体系,包括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材教法等,进行全面的改造。历史事实证明,苏维埃政府在对旧教育的改造和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正如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描绘的:“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

二、蓬勃发展的干部教育

中央苏区干部教育一般分为两种形式: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为了革命斗争领导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教育干部学校。”⑤这是中央苏区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在干部教育领域中的贯彻。

(一)干部学校教育

1.红军干部教育。红军的干部学校,最初始于随军的教导队和训练班,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之初,朱毛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的红五军及后来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都办有红军随营学校或教导队、教导营。到建都瑞金以后,才先后建立了各种干部学校。中央苏区最早创办的红军正规学校,是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后来由于学校规模太大,学员人数多,各兵种不同,指挥和训练都感到复杂和困难。1933年10月17日,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为八所学校。分别是中央红军大学,彭杨(第一)步兵学校,公略(第二)步兵学校,特科学校,通讯学校,地方武装干部学校,卫生学校,供给学校,并成立四个红军教导团,均直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这些红军学校从1932年冬到1934年秋,先后共为红军部队培养各级各类军事人才1万余人。他们中除为革命牺牲者外,后来绝大多数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人员。

2.党政干部教育。为培养经济、政治和文教建设的干部,中央各部都曾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后来,为了集中领导,提高教学质量,于1933年8月16日,在中央人民委员会举行的第四十八次会议上,通过了创办苏维埃大学的决定,并指定以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等同志为大学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同志为校长,沙可夫同志为副校长,立即组织开办。苏维埃大学是一所政治干部学校,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项高级干部为任务。学习内容有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三部分,学习时间半年。普通班是为文化水平的学员进行文化补习,时间不定。1934年3、4月间,中央教育部制定了《苏维埃大学简章》。苏维埃大学在教学中贯彻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全校师生都要参加赤卫队,进行经常的军事训练。

3.师范教育。1934年初,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总结了过去师范教育的经验,制定了培养教育工作干部和师资的师范教育制度,规定师范学校分为四类: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和小学教员训练班。高级师范学校的学科,大致分为教育学、教育行政、社会政治科学、自然科学及国文文法等。教学时间的比例按修业的年限和战争环境的需要决定的。但政治工作,教育实习和科学实验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可放松。修业年限以一年为标准,但可以按战争环境的需要有灵活性,而最低限度不得少于六个月。《初级师范学校简章》规定:“初级师范以养成能用新的方法,从事实际的儿童教育及社会教育的干部为任务。”⑥短期师范学校的任务是“迅速培养教育干部及小学教员”⑦。小学教员训练班,以只在寒暑假期间开办为原则,专收现任或将任列宁小学教员者为学生。

4.职业技术干部教育。为了发展革命根据地农业生产,培养苏区的农业建设干部和农业技术人才,党和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在瑞金城东的东山寺建立了中央农业学校。学校实行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制度。设有本科、预科和教员研究班。此外还附设农业试验场和农业产品展览会,一方面作为学生实习的场所,另一方面向群众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的经验。由此可见,中央农业学校是以农业实践为主,把教学、研究和推广工作结合起来的。

(二)苏区的在职干部教育

1.干部训练班。除了设立干部学校以外,同时也十分重视在职干部的教育,苏区的在职干部教育开展得较早,1931年以前,干部教育主要通过在职教育,又以随营学校或教导队、短训班的形式进行。1931年起干部学校出现后,干部训练班仍旧继续发挥在职干部教育的作用,但类别更丰富,实施较规范。有的训练班是解决急迫的需要,为了解决在五次反围剿以前根据地扩大和提高基层干部水平的问题而举办的。1933年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定“派工作团到新区去,开办苏维埃训练班”。从1933年5月编写的《苏维埃政权讲授大纲》来看,训练班学习内容为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政权建设、经济政策、土地革命、苏维埃组织与选举、地方苏维埃组织等。

2.党员训练班。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在中央苏区还广泛地开办各级党员训练班,组织他们参加学习。省办干部训练班的任务是培养、提高县一级干部、省巡视员、县委训练班的教员和区级的主要干部;县委训练班的任务是培养、提高区委干部及支部流动训练班的教员和主要支部书记。教学密切联系革命斗争实际,学员除了听课和自修外,还参加各项政治、经济、军事的斗争(如肃反、合作社运动、地方武装的政治训练等)和实习活动。除此之外,各基层组织还开设支部流动训练班和新党员流动训练班。

二、中央苏区干部教育的基本经验

中央苏区干部教育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残酷的战争环境,落后的农村地区、薄弱的文化教育底子,然而,成绩又是不同寻常的一定数量较为正规的中高等学校的创建,数量巨大的干部队伍的造就,虽然,中央苏区干部教育制度化、正规化水平不高,但是,从它在共产党夺取政权,政权建设中所显示的作用,又可以说是一个近乎奇迹的创造。中央苏区干部教育提供了大量成功经验,这些不仅是江西教育史上而且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份有借鉴价值的遗产。

(一)干部教育与党和人民所面临的基本任务紧密联系并为之服务

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下,最大的任务是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夺取政权,建设苏区,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教育正是围绕这任务展开的。在战争环境中,苏区用于投入教育事业的物质力量有限,需要教育的发展有所则重,确定重点,带动其他方面。在决定教育优先发展的部门时,在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之间首先注重成人教育,在成人教育中又注重干部教育,作出“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重要选择。正是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干部教育,培养出大量苏区急需的骨干和领导力量,不仅率领了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也由此开展了成人教育,动员了千百万群众投入革命战争、经济和文化建设,巩固了苏区。

(二)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加强了对干部学校领导,建设了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发展教育,教师是关键。苏区干部教育工作做得好,与学校拥有一支理论素养高、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分不开。党和苏维埃政府在进行苏区建设和革命战争的伟大事业中,摆正教育与其他工作的关系,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尤其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加强对学校的领导与教师队伍的配备与建设。大学的领导直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委任,由中央领导亲自担任。苏维埃大学招生简章的第7条即规定,“校长由教育人民1931年,毛泽东和中央苏区中央局的成员合影委员会提出名单,人民委员会委任,大学管理委员会则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委任之。”⑧当时,各高等学校的领导几乎都由中央领导亲自担任(或兼任)。苏维埃大学的第一、二任校长是毛泽东、瞿秋白同志。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校长是任弼时,副校长杨尚昆。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校长是徐特立、罗欣然同志。

另外,当时苏区知识分子很少,而搞好教育离不开知识分子。因此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问题非常重视,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是大力培养知识分子;二是团结、改造和利用旧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三是注意吸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来苏区工作;四是关心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和物质生活条件。

(三)办学目标明确,就是培养和造就大批革命干部,直接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服务

苏区干部学校对人才培养是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形式的进行的。马克思共产义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央高级党校,负责培训党的工作干部。苏维埃大学是综合性的地方干部大学,培养苏维埃政府的各类专业干部。红军大学是苏区培养红军高中级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最高学府,我军著名将领彭雪枫、程子华、张宗逊、宋任穷、邓华曾就读这所学校。中央农业学校专门培养苏区的农业建设干部和农业技术人才。苏区干部教育为中国革命输送了大批中央苏区优秀千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建立了理论联系实际,适应战争需要,体现成人特点的教学新体制

苏区干部学校在教学内容的确定上始终服从了战争的要求。当时的教材都以揭露阶级剥削,歌颂红军和争取革命胜利为主要内容。如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教材有《帝国主义与中国》《红军问题》等。教学组织安排上,充分考虑到战争的需要,如学制短,干部学校修业年限,少几个月,多不过年余,课程安排少而精。课程设置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如苏维埃大学课程包括苏维埃工作的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三部分,并把实际问题作为学习中心。红军大学每期学习结束前都要举行野外演习从实际出发,从严要求,以便毕业后立即开赴前线参加战争。学校还根据教学进度并结合苏区中央局的中心工作,组织学生深入到瑞金附近乡村作社会调查、宣传、劳动和帮助基层开展工作。

在教学方法上,学校强调从干部心理特点出发,重启发式讨论式,废止满堂灌,注入式。学员一般上午上课,下午讨论,晚上自学。红军大学“每天都开讨论会,进行互助、消化。”⑨徐特立发展了辨证唯物论的教学理论,认为教学方法是由内容决定的,必须要有辨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既要注意运用启发式,又不能完全否定注入式。

注释:

①江西省教育学会编《苏区教育资料选编》(1929-1934),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43页。

②③④陈元晖等:《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20页。

⑤江西省教育学会编:《苏区教育资料选编》(1929-1934),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46页。

⑥江西省教育学会编:《苏区教育资料选编》(1929-1934),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241页。

⑦江西省教育学会编:《苏区教育资料选编》(1929-1934),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242页。

⑧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227页。

⑨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196页。

参考文献:

[1]陈元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2]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江西省教育学会.苏区教育资料选编[M].1981.

[4]赖志奎.试谈苏区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6).

[5]马于强.论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

报,2001(22):3.

[6]赖华林,傅乐.论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J].江西社会科学,2003(8).

作者简介:王宝玲(1975-)女,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现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9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