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道德银行”构建的理论探究

施一满

摘要：大学生“道德银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创新，它参照银行的运行模式，把学生的良好道德行为转换成有形的“资产”，以“道德币”这一虚拟币存入“银行”。“道德币”的多少意味着该生所做的志愿服务以及好人好事的多少，同时学生凭“道德币”可以向“银行”申请帮助或享受相应的待遇。本文对大学生“道德银行”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以期对其合理性的有所认识。

关键词：道德银行；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西方道德教育理论

收稿日期：2011-09-01

作者简介：施一满（1970—），男，中南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沙理工大学副教授。（长沙/410083）

*基金项目：2010年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立项资助项目《利用“道德银行”载体，创新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实践》（编号：10T12）研究成果。

199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摆在重要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2001年9月，党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也就是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提升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是中华民族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其中道德教育是要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两者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要求道德教育既要以人为本，又要高度重视时代特征和人的发展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规范、认知、实践等更趋复杂，传统的道德教育，较少关注学生的主动性。“正因为如此，本来是应当充满人性魅力的道德教育，变成毫无主体能动性、没有道德意义、枯燥无味、令人厌烦的灌输或说教，道德教育必须从这种模式中走出来”[]。为了提高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当代道德教育必须实现创新，需要寻求一种合适的新载体。

“道德银行”正是在创新传统载体和现代科技进步下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仿照银行的形式，学生把自己在学校、社会、家庭的优秀道德行为兑换成一定的道德币，存入“道德银行”，如有不良的行为习惯，将消费一定的道德币，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一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道德银行”对道德内化和个体心理的关注，目的是为了主体的道德内化和道德自我教育，促使社会成员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发展道德能力，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建立完善的道德人格，这与党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也跟上了时代步伐。大学生“道德银行”为道德主体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道德学习极佳的场所，在道德学习过程中，道德主体掌握、理解与时俱进的道德知识，激发积极的道德情感，践履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这一过程正是道德主体知行合一、实现道德自律与他律的统一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是“道德银行”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道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特定的经济关系决定了道德的形成、发展、完善，道德依赖一定的舆论、文化、传统、习俗、信念等来维系它的存在，是善与恶对立的社会心理意识、原则、规范以及社会活动等构成的理论体系。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揭示的：“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这就是说，道德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现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同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这也意味着，道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社会生活在人们的思想、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等的综合表现，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

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同时，“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这说明，经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任何思想道德教育都不能回避利益关系，道德教育因此要正视人们的经济生活和利益关系。如果取得幸福的条件是社会所不能提供的，那么就缺乏必要的条件来维持德性的存在，也就没有道德的形成与发展。在社会生活中，权利和义务是辩证统一的，相依相存的关系，它们存在于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广阔的领域之中。同样，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更是如此。“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道德行为是与相应的道德回报联系在一起的，道德回报具有促进道德进步的积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回报从一个侧面实现了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某种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本质上说，奉献与回报即是义务与权利。“行为要有道德价值，一定要是为义务而实行的。”[]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来看，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道德构建的两个方面，因此，没有离开道德利益的为义务而义务的空洞道德。

正是基于这种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可以说道德回报是人们的内心要求，也是构建合理、公正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必然要求。因此，任何脱离社会经济生活的道德教育都是空洞的、迂腐的，实践主体道德动机的超功利性与道德回报的功利性并不矛盾，道德境界的多层次性本身就意味着对利益的不同此次追求。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德的行为给道德主体带来切实的利益是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道德建设是与社会的经利益关系的发展一致的，所以，利益激励机制就成为了道德教育的最基本路径。“道德银行”坚持了道德的功利论与道义论的辩证统一，创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践行的新路径，把上述市场因素融入大学生道德建设之中。从道德产生的社会客观性方面来说，“道德银行”坚持了功利论。以人为本的功利观即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体现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在道德实践评价的问题上坚持了道义论，强调奉献、看重付出、落脚于内省。在“道德银行”的构建中，大学生以“支票”获得精神上的奖励，改善了当前教育体系中激励因素的不足的状况，是一种理念上的进步，它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因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因此，只有正确揭示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并按此规律去创设思想道德教育载体、形式、内容、目标，才会取得思想道德教育的良好成效。

二、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道德教化理论是“道德银行”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就认为“德得相通”。《卜辞》中的“德”和西周文字中的“德”都与“得”相通，“德”即“得人”，即“德”者统治之意。“德”在《说文解字》中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也就是说，“以善念存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此内得于己之说也；以善德施之他人，使众人各得其益，此外得于人之说也。”朱熹在《论语集注?述而》中说：“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即“德者得也”。

“在中国伦理文化中，‘德得相通’具有德者得于道、德者得于心、德者得于人、德者得于利、德者得于福等多重含义。”[]《礼记?大学》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追求自我道德的完善，即使“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即使物质生活贫困，也不改变。孟子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正是崇道尚德的文化精神塑造了古人以信奉道德为人生首要的价值取向，对传统道德完善起来很大的作用。在中国传统道德看来，践行高尚的道德能达到愉悦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孔子说：“仁者无忧”，“知者乐，仁者寿”，“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西汉董仲舒说：“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古人们认为，唯有把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道德行为，进行自我约束。在高尚的道德践行中，才能获得精神享受。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由此可见，中国传统道德认为，只有人们在高尚道德情操的指引下，自觉践履的道德，才能使得到社会的认同，才能通向成功。

在古人看来，“德”是“得利”的重要手段与必经之途，而“得利”则是“德”的价值追求。墨子说“兼相爱、交相利”，“孝，利亲也”，“义，利也”[]，他认为道义与利益是统一的，不是矛盾对立的，两者是相互促进。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已经认识到，道德建立的必要条件是利益的获得，这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同时，古人已认识到道德关系的发生是以双方都有所得为前提的。“道德底行为，事实上亦可使有此种行为者自己有利。”[]

传统儒家认为，“义为利本”、“义以生利”，只要符合、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去做事，才能实现个人的功名。因此，朱熹提出：“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陆九渊说得更加透彻：“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中国传统道德认为，高尚的道德追求是实现幸福的前提，同时，道德也是幸福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以合乎道德的手段获得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尚书?商书?伊训》指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同样，儒家的“仁者安仁”以及人们通常所说的“好心得好报”、“好人一生平安”等，都蕴含着人们对“德得相通”的认同。“德得相通”、积德行善、“德可生财”是中国传统道德的精髓，是“德”与“得”的合一。

传统道德思想家还十分重视道德回报对社会道德建设的协调作用。如“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赏一人而使天下之人喜，罚一人可使天下之人惧，苟二事不失，自然尽美，”[]等等，赏、鼓励、奖掖等成为社会机制。据《吕氏春秋?察微》载：“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於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贡赎鲁人於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於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可见，孔子也注意到缺失回报的道德对社会道德的巨大危害性。顾炎武曾提出“劝学奖廉”，他把礼、义、廉、耻看作是社会的最高名节，对杰出者予以一定的回报，以此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这些传统道德思想对当代的大学生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为“道德银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Kohlberg）认为，学校德育课程包括良好的德育环境（隐蔽课程）和多学科整合（把道德教育融入于历史、社会和英语等课程中），其目标是“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思想、政治、道德概念，发展包括道德理解能力，道德判断推理能力和道德选择能力等在内的道德认知能力。”[]学校应鼓励个体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和实践做出自身的判断、决策和理性的道德行为。他还强调以发展性和以尊重学生主体性为德育的基本原则，学校道德教育必须循序渐进，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因为每个个体都有自主建构道德认知的能力，所以，必须以尊重主体的自由意志为基本准则。科尔伯格认为，“道德判断在特定阶段上有其独特的形式，而且这一形式是与相应的智力判断的形式是平行的。”[]道德必然借助于学生自己的智力水平进行探索和活动来获得相应阶段的发展。大学生逻辑思维的发展已经从基本认知能力方面规定了道德判断发展可能。科尔伯格还认为，道德发展还依赖于社会性的激励，包括让角色承担机会；学校德育应鼓励学生进行道德认知冲突的自我抉择、发展道德认知力，以促进学生的独立和批评性道德思维能力的发展；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形式、方法必须服从学生道德发展规律和学生的批评性思维的发展，使学生在自己的理智活动或社会实践中实现道德境界的提升；学校道德教育的任务在于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开展丰富的道德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做出理性的道德判断、道德抉择，并践行道德的能力。“道德教育乃是一种唤起而不是一种教导，是提问、提点迷津，而不是给予答案。道德教育是引导人们向上发展，而不是把原来心里没有的东西注入心中”[]。

科尔伯格在后期还提出了公正团体法。“所谓‘公正团体’是指能体现民主、平等、团结、协作精神的集体。以这样一个集体为单位，让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机会参与民主决策和管理，共同制定和执行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使其成员在这种民主集体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气氛中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这种道德教育的方式就是公正团体培养法”[]，其特征是：建立各种管理组织、团体，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营造出一种和谐、民主的道德氛围，并使民主成为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的集体、共同的价值观，把集体力量转化成为一种资源，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教育，建立良好的合作式伙伴群体关系，促进学生和团体的道德发展，让每一个人学会对个体和团体的发展负责。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体性、积极性，有更多的角色扮演机会，促使道德认知转化为理性的道德行为。

此外，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托马斯?里考纳认为，学校应承担完善人格教育的重任。里考纳认为，学校应全身心地投入道德价值观教育，并努力成为一个追求文明的社会群体，以此完善学生的道德人格。例如，传播道德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教育对完善人格具有重要意义，每个人都应该具备公共的道德意识，学校不能回避道德问题等等。这些都要求学校应担当完善学生人格教育的责任。

笔者认为，科尔伯格、托马斯?里考纳的这种道德理论同样适用于当前的大学生“道德银行”。只有在社会主义强调集体氛围的大环境下，公正团体策略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发挥作用。“因此，道德教育的最好方法就是努力改进个人做出道德决定时的道德气氛。”[]道德教育要更加现实化、生活化，道德教育的内容、形式与日常生活要密切结合，这样的教育对受教育者才有导向意义。学生通过创建道德实践团体，才会增强自己的参与意识。因之，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对于构建大学生“道德银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道德银行”是承载和传递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的物质手段，为教育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提供了平台。它是一种双向互动载体，它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理论而形成，是对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和方法的超越，是“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一种社会实践方式，是人们对日常道德生活的批判性重构。它是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人们对道德客观规律的主动探索与自觉运用。它既是道德主体实现道德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保障道德发展的必要条件。要让大学生知道、向往、行为“道德”，就要防止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的失衡。道德习性不是一日养成的，须先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做起，并以此培养大学生健全的道德人格。要增强教育对象的实践性、主体性，注重道德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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